新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诞生在广东并非偶然。20世纪是中国文传承的不仅仅是医术明裂变与再造的时期。狂澜突进、风雷激荡的西学东渐之下，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一样，遭遇重大冲击和磨难。

　　1924年9月15日，广州海珠中路麻行街84号，经过近10年艰苦筹备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礼堂里，木刻篆体校训赫然：“上医医国，先觉觉民。”广东在全国树起了中医办学自救图强的旗帜。

　　这杆旗帜穿越近百年风雨，一直屹立不倒。广东至今仍是全国中医药群众基础最好的地区，喝凉茶、煲汤等养生民俗近年还成功“北伐”，“中医药强省”成为一张广东名片。

　　历史不会忘记一批扛旗的人。他们为中医而生，在现代社会捍卫传统医学的尊严，在颠沛流离中风雨传灯。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后来担任校长的罗元恺，就是一位旗帜性人物。

　　他是岭南妇科圣手，从医60年，仁心仁术妙手回春，成传承的不仅仅是医术为广东人尊敬的“送子观音”。

　　他是新中国第一位中医教授，首批中医硕士、博士生导师，中医妇科学学科的奠基人和第一代学科带头人，他创建的学科已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和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他主编的《中医妇科学》五版教材在全国影响深远，构建了当代中医妇科学的学科体系。他培养的学术团队已经成为国家级教学团队。

　　作为中医教育家，他见证中医近百年沉浮兴衰，一生投入中医教育，终为岭南杏林留下一片青翠。

　　出身儒医世家

　　头名成绩毕业于广东中医药学校

　　罗元恺出生于广东南海一个书香世家。父亲罗棣华是私塾的教师，精通国学，以儒通医。他在南海西樵山开诊所，后参加北伐战争，做随军军医，晚年在广州市洪德路开中医诊所。他养育了十一个儿女，罗元恺排行第七。

　　罗元恺从小就跟随父亲，曾在私塾念过书，诵读四书五经、古文诗赋，并在父亲的熏陶下，开始接触中医，背诵中医汤头歌诀，随父侍诊，被称为“医生仔”。

　　1930年，罗元恺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校5年，他诵读了内、难、伤寒、金匮、本草、温病等经典著作，对中医学有了深入的理解。他与同班十位同学组成“克明医学会”，共同研讨学习中的疑难，撰写医学论文，互相交流启发。其后还出版了《克明医刊》。

　　当时，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开设了西医基础课，罗元恺掌握了解剖学、生理学等现代医学知识，而且对张锡纯、陆渊雷等中西汇通派医家的著述亦有所研习。他认为，中医与西医虽理论体系不同，但治病救人的目标是一致的，二者不应互斥。

　　1935年，罗元恺以第一名的成绩在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毕业，考取了广州市中医师资格证书，并留在学校的附属医院广东中医院做医生，兼任该校《金匮要略》课教师，讲授内科杂病。在临证与教学工作中，他接触到许多危重、疑难的病症，在实践中逐渐积累经验，为其后续的专科学术发展打下扎实的根基。

　　从医之后，他还在当时的广州大学学习法律专业，跟岭南书法名家麦华三成为同窗好友，并在那里与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廖锦华相识。这种多学科的博闻交融，为他以后成为一代大师奠定基础。

　　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直逼广州。广东中医院被迫停业疏散。罗元恺与家人离开广州，返回故乡南海县。一个月后，日军进犯南海，他乃转道香港，行医谋生。1939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迁至香港授课，他继续在母校任教。那时，廖锦华也去了香港教书，两人在香港结婚。

　　1941年香港沦陷，罗家又返回大陆。罗棣华在途中不幸感染霍乱去世。罗元恺夫妇从桂林绕道逃难至韶关。当时韶关是后方，相对安定，罗元恺继续行医。后来与母校的校董、校友等筹划在韶关复办中医学校。但正当筹备就绪准备开课时，日军又拟进犯韶关，复校之事乃告吹，他又被迫转往广东西北部之山区连县。除在县城开业诊病，他还与当地老中医赵伯平创办了连县中医讲习所，全部课程均由他编写讲义及讲授。

　　在抗战期间，虽然颠沛流离，生活艰难，他仍执着于中医教育事业，为培养人才而贡献力量。

　　1945年日本投降，罗元恺返回广州，与校董、校友们取得联系，筹划中医院校的复办。但学校和医院已在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设备全部散失，经过一番努力，学校于1946年秋招生复课，医院则延至1948年秋才得以复业，而罗元恺亦回母校任教。

　　36岁当校长院长

　　受命筹建广州中医学院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也被省文教厅列入广州11所大专院校之列。中医学校结束了民办的历史，开始得到政府资助，学生有助学金，毕业后由国家分配工作，中医工作呈现出光明前途。

　　这让视中医如生命的罗元恺非常振奋。1950年4月，36岁的他就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1951年起兼任附属广东中医院院长。他废寝忘食，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医疗质量、学生管理等方面事必躬亲，广纳人才。

　　中医事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1953年8月，中医学校突然接到卫生厅转来卫生部的通知：“勿需培养新中医的必要。”在当时卫生部个别领导人的错误干预下，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被改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罗元恺被任命为副校长。原中医学校仍办至1955年学生全部毕业为止。按上级制定的课程，中医进修学校主要讲授西医基本技能，欲使原有的中医经进修成为西医。面对这种“中医西医化”的错误导向，罗元恺顶住压力，坚持安排讲授一些中医课，使在职中医师得以提高中医水平。坚守住中医的阵地。

　　1956年，毛泽东提出大力发展中医。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筹办4所中医学院。这标志着中医学进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成为我国高等医学教育重要的组成部分。

　　是年5月，罗元恺被任命为广州中医学院（现为广州中医药大学）筹备委员，参与制定学院办学规划，选择校址等工作，为学院的开办出谋划策，尽心尽力。他将原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教师、优秀毕业生推荐到广州中医学院，为组建学院的师资队伍立下汗马功劳。黄耀燊、邓铁涛、赵思兢等一大批优秀教师成为广州中医学院第一批教师；李国桥等一批优秀毕业生成为广州中医学院新生力量的教师成员。他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领袖风范，团结中医名老。

　　今年97岁的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邓铁涛回忆，当时学院选址在广州郊区三元里，校舍非常简陋，有的房间还是猪圈改造的，教师班底大多为罗元恺请来，他耗费了很多心血，深得同事敬重。

　　1956年9月广州中医学院招生开学，罗元恺任学院的院务委员会委员兼金匮要略教研组组长。1958年中医进修学校并入中医学院成为进修部，他任进修部主任兼妇儿科教研组主任。1971年妇儿科分为两个教研室，他继任妇科教研室主任，并作为学科带头人负责妇科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他的办学思想是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先中后西。在他和同事的倡导下，学院基本形成中医课程与西医课程之比为7：3的课程框架，逐步培养中西医结合人才。

　　逆境中诵《孟子》励志

　　1977年成为首位中医教授

　　新中国成立后，罗元恺一直都是很积极地为振兴中医努力。1951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63年，罗元恺当选为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并在1978－1988年连续当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积极参政议政，写了很多提案，呼吁为中医立法。

　　有一则轶事在学校广为流传：罗元恺为中医学院争取资金建设图书馆和教师宿舍楼。而在宿舍楼竣工后，他却不愿意搬进去，让给其他同事。他的理由是在市区住惯了，老朋友聚会聊天方便，就没有要学院的宿舍。

　　文革时，罗元恺受到审查，被送去干校劳动。在南雄干校放牛时，他常在山坡上诵读《孟子·告子》的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以解忧明志。

　　1977年，广东省革委会授予罗元恺教授职称。当时，由于全国各中医院校建校以来尚未设教授职称，而广东省设置教授的举措又先于其他省、市、自治区。因此，罗元恺成为全国第一位中医教授。在广州中医学院同时盛名的名老中医中，罗元恺以学问出众、德望服人脱颖而出，其学术地位和历史地位难以替代。

　　1978年他成为全国首批中医硕士研究生导师，1981年成为全国首批中医博士生导师。并成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中医学中药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他亲自给研究生授课，制定培养计划，他培养的第3位硕士研究生研究月经与月相的关系，在国外发表了学术论文，获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科技成果。他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后来到美国纽约行医，也成为著名的中医妇科专家。他为引领中医研究生教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80年，罗元恺担任中医学院副院长，负责教学和研究生教育。1982年，由于年事已高，他主动请辞院长职位，1983年被卫生部任命为学院顾问。在他看来，他自己不应该再占着院长的位置，应该把这个位置让给更年轻的人。

　　治学尊古而不泥古

　　耶鲁大学珍藏著作

　　罗元恺善于写作、勤于写作。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他就一直写论文。他喜欢喝早茶，一大早去陶陶居，都是带着方格纸去的，就在那里备课、写书。《女科述要》、《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一字一句都是他亲自写出来的。

　　他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主编的《中医妇科学》第五版教材，至今仍是目前该领域使用时间最长的教材，台湾长庚大学中医学系亦用作教材，香港医管局列为注册中医师考试的范本。

　　罗元恺对历代中医医著广为涉猎，尊古而不泥古，善于变通和创新。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学术观点，认为“肾—天癸—冲任—胞宫”是女性生殖调节轴。他重视肾脾气血，认为肾主先天，脾主后天，先后天协调，气血旺盛。妇女的生理特点主要是月经与妊娠，与肾气的盛衰有直接的关系，闭经、不孕或屡孕屡堕的患者亦多有肾虚表现。

　　罗元恺治学严谨，主张由博返约。他认为一个医学家除研读医著之外，也应涉猎文、史、哲、数、理、化、天文、地理及其他有关的边缘科学，互相渗透、互相启发。在医学领域，也同样需要由博返约，由通而专。他曾写《博学笃行，业精于专》一文以述其治学精神。

　　他还认为，一个学者不能只是重复古人的理论或治法方药，应作分析和验证，明辨是非，不宜盲从，而应有所创新。如对古人所谓“女子以肝为先天”、“黄芩白术乃安胎圣药”等观点，他都持不同意见。曾撰《对“女子以肝为先天”一说的商榷》、《漫谈“黄芩白术乃安胎圣药”之说》、《对“柴胡劫肝阴、葛根竭胃汁”的评议》等文，对古人的观点加以评析，提出独到见解。

　　罗元恺女婿、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以写博客微博、直言医改得失闻名。他说，岳父求真、敢言、执着的学者精神，对自己影响很大。从政与治学，都要不忘本心，不失本色。

　　罗元恺女儿罗颂平回忆，她从小就是父亲的私人秘书，经常帮他抄稿子。《景岳全书》(《妇人规》)是一本古文医著，她先抄下来，边抄边加标点，再由父亲加上注释。

　　2001年罗颂平去耶鲁大学交流时，曾经在耶鲁大学图书馆1200多本中医书里头，找到父亲写的两本书——《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医著选》，不禁潸然泪下。

　　医德高尚

　　贫富贵贱一视同仁

　　很多老广州都知道罗元恺“送子观音”的美誉。调经、助孕、安胎是他的三大“法宝”。许多领导人及其家属都得到他的诊治并取得良好的疗效。

　　罗颂平说，从她懂事时起，家里就总是挤满了人，都是追到家里来要找罗元恺治病的病人，有高官也有老百姓，罗元恺一视同仁。由于文革后期罗家住的房子只有30多平方米，病人们都挤不进屋里来，于是都只能站在屋外的楼梯上，但是他们谁也不愿走，只盼“让罗老看一下”。

　　“母亲说他一年里有8个月都在外面奔波。”罗颂平说，那时罗元恺经常带领弟子们下乡“巡回医疗”，给贫苦村民看病，每次都被团团围住，“连上厕所都会跟着”。一些村民为了得到进一步的治疗，会一直跟着他到广州，甚至跟着到他家。

　　1991年，广州中医学院35周年校庆时，由珠江电影厂协助拍了一部纪录片《中医教育家罗元恺》。片中有一情景让人难忘：不育不孕的患者被罗元恺和同是妇科名医的罗振华治愈，生育了健康的孩子。这些因两位罗老的医术而获得生命的孩子们，朝着他们奔去，口中不停在喊：“罗爷爷！罗爷爷！”

　　1994年，广州中医学院举办了“罗元恺教授八十华诞暨从医从教六十周年庆祝会”，时任副省长卢钟鹤亲临祝贺，许多弟子从海内外回校拜见老师，盛况空前。

　　翌年，罗元恺病逝，当时很多同道、学生和患者都自发地参加他的告别会，至今仍经常有人到他的墓前拜祭，留下一段杏林传奇。

　　2011年广州中医药大学55周年校庆，在大学城校区为罗元恺、黄耀燊、李仲守三位名医塑造了铜像。他们永远留在校园，守护着中医人的精神家园。

　　■学人名片

　　罗元恺（1914－1995），著名中医教育家、中医妇科学家。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第四届广东省人大代表，第五、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是广东南海县人，出身于儒医世家，1930年考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1935年毕业留校任教从医。抗日战争时期曾在粤北地区行医，开设中医讲习所。1949年就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校长，1951年兼广东中医院院长，其后兼任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副校长。1956年参与筹办广州中医学院。1979年担任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1983年由卫生部任命为该院顾问。

　　1962年获“广东省名老中医”称号，1977年成为国内第一位中医教授。是首批获中医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的研究生导师，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中医专家，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1991年成为全国首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工作的导师。

　　他擅长于内、妇、儿科，尤其精通妇

　　科。是中医妇科学学科第一代学科带头人。他提出“肾—天癸—冲任—子宫生殖轴”学说，构建当代中医妇科学科体系。他创制“滋肾育胎丸”获卫生部科技成果二等奖；“田七痛经胶囊”获广州市科技成果奖。经验方“橘荔散结片”、“罗氏内异方”等至今仍广泛应用于临床，为不孕不育、习惯性流产者带来福音，被誉为“送子观音”。

　　他治学严谨，勤于著述，著有《罗元恺医著选》、《罗元恺论医集》、《罗元恺女科述要》等专集，点注明代医家张景岳妇科专著《妇人规》，主编全国高等医药院校教材《中医妇科学》第五版和《高等中医药院校教学参考丛书·中医妇科学》、《实用中医妇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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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撰文：南方日报记者 陈枫

　　通讯员 方宁 张秋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