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26日，是毛泽东六二六指示发表51周年。在新医改已经确立正确方向并进入深水区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理解毛泽东六二六指示的现实意义？

    一，应始终坚持把“为大多数人服务”作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与其保健医生的谈话中指出，要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认为当时卫生部的工作只为全国１５％的人口服务，而这１５％主要还是“城市老爷”。广大农民却得不到医疗，他们一无医，二无药。医疗卫生工作应该把主要人力、物力放在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医疗上。这一此后被称做“六·二六指示”的谈话，涉及医学教育、疾病预防、临床医学等多个方面，但其核心思想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在毛泽东此次谈话后的不到一个月，即1965年7月24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就召集卫生部部长、副部长谈话，其间对毛泽东提出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做出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阐述：“动员医疗队下乡，首先要号召为人民服务。所谓为人民服务在目前看来就是为占人口85％的农村人民服务，因为农村人口占大多数，毛主席讲要为大多数人服务，就是要为农民服务。”这就进一步说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只是手段，而目的则在于“为农民服务”，“为大多数人服务”。

    现在看来，“六·二六”指示最重要的意义，是高屋建瓴地解决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而当前深化医改，其关键依然取决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否继续真正解决好这一问题。新医改确立的“把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改革原则，是“六·二六”指示在新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从当年的“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到现在关于建立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制度的努力，其间有一条贯穿始终的红线，即把“为大多数人服务”作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那么在新形势下如何解决好“为大多数人服务”的问题？

    第一，必须高度警惕并防止利益集团干扰医改的方向。任何改革都是利益格局的重组，伴随着激烈的利益博弈，医改也不例外。在医改步入攻坚阶段的当前，如何在各方利益的博弈中保持医疗卫生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将关系到医改的成败。

    第二，继续从体制和机制改革层面发力，大力遏制公立医疗机构的趋利冲动。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公立医疗机构出现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倾向，是政策导向所造成的，责任不在医疗机构自身。因此解铃还须系铃人，需要从政策层面发力，通过健全监管机制、改革补偿机制、完善内部激励机制来解决。

    第三，医务人员是医改的主力军，他们长期以来为人民健康事业作出的贡献应该得到社会的公正评价。在医改中要认真倾听医务人员的诉求，充分发挥他们医改主力军的作用，而不是把他们放在改革对象的位置，更不能将他们的正当权益变成相关方利益博弈的工具。

    二，应借鉴“六·二六”指示的思路解决当前医改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问题

    第一，在“六·二六”指示推动下形成的赤脚医生制度，其精髓是降低农村农村医疗服务的准入门槛，对我们当前如何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极具借鉴意义。在“六·二六”指示中，毛泽东指出，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为农民提供医疗服务。他甚至问：“华佗读的是几年制？明朝李时珍读的是几年制？”一面是通过降低农村医疗服务准入门槛让赤脚医生“登台唱戏”，另一面是在当时“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所有制格局下的“工分制”有效解决了赤脚医生的报酬问题，因而大大激活了农村医疗资源，为解决当时农村“一无医，二无药”问题提供了有效“处方”。尽管随着岁月的变迁和农村改革的深化，特别是由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所有制格局的不复存在，赤脚医生制度因失去经济支撑而成为明日黄花，但它的积极意义却不容忽视——为解决当年的农民看病难问题，果断降低农村医疗服务的准入门槛！更重要的是，只有站在这个逻辑起点上，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央政府最近以来大力推进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的重大意义！同时我们还可以顺着这个思路向前推进——可否采取宽进严管的方式，以更大的力度吸引可吸纳的社会资本和相关资源和进入医疗领域，通过疏通进口和强化监管入手，来促进民营医疗事业的健康发展？

    第二，要根据“六·二六”指示提供的思路来解决目前农村医疗资源的需求与配置呈现反向流动的问题。新医改工作启动以来，中央始终把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作为医改工作的重心，从根本上继承了“六·二六”指示所指明的方向。但在实际执行中，有些地方却无视当前的实际情况，在“强基层”工作中催生了一大批类似“僵尸企业”的乡镇医疗机构。应当看到，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所导致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快速流动，农村交通条件的便利和交通工具的日益现代化，都对农村医疗资源资源配置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再将农村乡镇卫生院建设作为强基层的“重头戏”来唱，又是购设备又是盖楼又是引进人才，从实质上看是完全背离了资源跟着需求走的原则，也完全背离了“六·二六”指示所体现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只能形成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

    第三，要认真审视从当年号召城市医务人员下乡到现在允许医生多点执业这一历史变迁，用新思路解决新问题。在医疗资源的组成部分中，医生是最核心的医疗资源。当年毛泽东采用了建立赤脚医生制度和动员城市医务人员下乡为农民服务的做法来破解农村医疗资源短缺的难题，结果是前者作用显著，而后者则因“水土不服”具有明显的“一过性”特点 ，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实际意义，社会影响大于实际作用。现在来看，当年做法的最大启示，就是让医生这种核心医疗资源流动起来！但时过境迁，我们现在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借用当年所使用的社会动员机制来进行了，而应当以医生多点执业为起点，尽快由此过渡到医生自由执业。唯有如此，才能打破行政垄断，使医疗资源更好地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相匹配。

    “六·二六”指示给我们的最大启迪，当是不拘泥一些既定的条条框框，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如何更快更好地解决实际问题出发来进行谋划。正因如此，“六·二六”指示所体现的毛泽东关于发展卫生事业的思想，经受住了历史的严格检验，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中国人民开创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路线，更积淀为我们民族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六·二六”指示的精神现在仍没有过时，相信在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可能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