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以为，单纯从技术角度谈，外科相医生这么说，完全可以。但是，临床操作一旦进入“纷争”，其分析与描述，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临床技术问题了，也就不再仅仅只是临床圈子内的专业话语了。社会问题，就得用社会语言无概念来表述和理解。即，潍坊纱布缝一针事件的讨论，必是在临床科学基础上，延伸到社会语言体系～“法理学”层面的解析，得出是否构成“失误”或者曰“过错”（过失）的结论。此时的结论，不管谈论者是否承认或意识到，由于谈的是一件社会事件，而非内部操作评议会，它就一定是，或者一定应该是法理层面的。如此，如果结论不以法理学中的过错理论为规制得出，则就谈不上可靠性。内部操作评议，追求的是完美的结局，因此，一切不完美，似乎都可以说“有失误啊”，至少可以说“很遗憾”、“亏得了”。而法理学层面，是不可以如此“唯结果论”的。这也是“病程记录”或“病案讨论记录”、“死亡病案讨论记录”等“技术圈行为”的记录不宜“为外人道也”的原因，它不是同一个“信号系统”的符号啊。

　　法理学（更高大上些，曰，法哲学）层面的共识是所谓的“良家父标准”，即以行为人是否尽到一个谨慎、勤勉的人所应尽的注意为确定过错的标准，也称为“中等偏上标准”，即，不能以顶级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人，只要尽心尽力了，即可，哪怕结局并不好。

　　回到潍坊纱布门这件事上。

　　首先，我们议论者都不在场，对于抢救当时的情形，尤其是产科领域“大出血”那种最“波澜壮阔”而又最“严酷悲凉”并瞬息即变的台上场面“没看到”的前提下，评议潍坊纱布门“这一针”的是非，是几乎不可能准确的。

　　其次，我们是否可以“推想”到该例手术术野的狭窄、模糊和盲视性，既不可比于汽车的维保，也不可等同于外科的大多数择期手术的术野。

　　第三，基于前面两点，我们可以“印象”了：潍坊纱布门案例，换做是我（指的是同专业同年资同地区水平同医院等级的那个“我”），是否能确保不会有“这一针”？“确保没有这一针”的要求，属于高标准严要求，还是相反，只是一个正常的，中等偏上、并不难达到的要求？

　　很显然，于那情形下，要求“确保没有这一针”是追求的完美，近似于苛刻。因此，协和前往会诊的专科对口的且又“亲自”看到了患者（尽管只是抢救事后）的专家说“这不是失误”，更具有可信度，也更接近在医理基础上，遵循法理学规范而做出解析的意味。

　　所以，我建议，凡是关注此事的同行贤达都要再斟酌，注意内外有别。 这不是两面三刀，而是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信号系统里，正确表达，不惹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