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达文上任后，着手推动仁济医院实施收费制度，门诊付费、住院病人付费，且病房还分成了一般病房、个人病房，收费不等，颇具现代医院的收费制度雏形。100年前，推行这样的制度有多难？

　　作者 | 丹萌

　　来源 | 医学界智库

　　英国人笪达文（Cecil John Davenport）在中国行医的3家医院，都叫仁济医院。

　　1892年，他在重庆木牌坊街购房买地，建立了重庆仁济医院；

　　1896年，接伦敦会秘书信函，该会在武昌仁济医院的医生过世，希望他前往接任，笪达文便前往了武昌；

　　他中途曾返回英国，1902年才再度回到武昌，没多久，就去了上海，并在上海仁济医院院长的位置上做了22年之久。

　　“笪达文是20世纪初期中国医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人物。”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教授苏精，在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院史论坛”现场说道，“但研究者们常常忽略他。”

　　在那个年代，上海多家医院兴起扩建，多以教会医院为主，医生也兼带“传教”任务，他们习惯于免费义诊，仁济医院也不例外。

　　雒魏林在1844年创建仁济医院时，在印发的宣传单上即开宗明义：本馆施医赐药，毫不索谢。

　　笪达文上任后，却开始着手推动仁济医院实施收费制度，门诊付费、住院病人付费，且病房还分成了一般病房、个人病房，收费不等，颇具现代医院的收费制度雏形。

　　仁济医院最终实现“自养”（self-support），在竞争激烈的医院群里，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他是怎么做到的？

　　收费导致就诊人数不断下滑

　　笪达文对看病收费的尝试始于武昌。

　　1896年，他被调到武昌，隔年就开始收费，当时门诊病人收20文，不久又涨到40文，到病人家中出诊则收3元。

　　不过对穷苦的病人仍然免费。

　　笪达文说，当时没有病人抱怨付费制度，甚至求诊人数还增加了，他觉得这是中国人感受到了西方医药与传教医生的价值，而那些不需要上医院却觉得“不去白不去”的病人就会因为收费却步，反倒减少了医疗资源的浪费。

　　来了上海，笪达文对推行收费制度显得信心满满，尽管当时仁济医院已经免费施医长达60年。

　　当时的董事会制定了收费标准：凡穷苦病人及雇主是仁济医院捐款者的病人不收费，其他病人一般门诊每次10文，正常时间外的门诊每次1元，一般住院病房每天100文，个人病房每天1元……

　　最贵的个人病房理念超前，它能提供给病人单独空间，满足许多病人对隐私、自在和舒适的需求。

　　与现在的许多“VIP病房”“特需病房”相似。

　　按笪达文的设想，虽然“特需病房”收费高，但还是一般门诊病人数量最多，这方面上海仁济医院比武昌的收费远低，武昌的就医人数在收费后不减反增，上海这里更应当如此。

　　但事实是，无论是门诊人数还是住院人数，仁济医院都遭遇了严重下滑。

　　营利之外，初心未改

　　仁济医院的一般门诊人数在1912年才回到1904年——即推行收费制度前的水平。

　　同时，质疑声也不绝于耳：你向病人收费也就算了，还开设个人病房吸引经济能力强的病人，这不是只顾营利，服务富人而忘了穷人吗？简直背离了仁济医院的慈善宗旨！

　　笪达文对这些“挫折”却不以为意。

　　一方面，虽然病人量有所减少，但收入合起来的确可观，已经相当程度地实现了医院“自养”，改善了过往运营医院要靠外界捐款的不稳定局面。

　　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在“赚钱”的同时，自己“初心”未泯。

　　笪达文的书信报告是这么写的：

　　第一，他是基于医院经营的立场，避免专门依赖捐款而导致收入不稳定，也预定工作计划；

　　第二，他没有忘记穷苦的病人，而是要以来自富人的收入用于医治穷人。以1916年为例，仁济医院住院人数2209人，其中住个人病房者仅260人，只占全部人数的11.8%，但他们的付费却占到了总付费的27.2%；

　　第三，他还是没有忘记自己“传教”的使命，希望藉个人病房创造有利于传教的环境，吸引条件较好的中国人到仁济医院看病，让这些病人和基督教有机会接触。

　　其实这些个人病房并非有多豪华，当时《北华捷报》的记者在参观后说，“这些病房虽小而简朴，却是舒适和方便的典型。”

　　1910年前后，上海新式医院达到15家以上，作为上海第一、全国第二家建立的西医院，笪达文通过包括建立病人付费制度在内的一系列举措让仁济医院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维持了仁济医院的历史性声誉，最终获得富商雷氏德的巨额遗赠。

　　他100年前的决策理念与胆识行动力，在今天，依然能给人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