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上海卫计委发布《关于加强医药产品回扣治理制度建设的意见》，该《意见》提出：规范医药代表接待，实行医药代表登记备案管理，并按照“三定一有”（定时间、地点、人员，有记录），完善并严格执行医疗机构内部接待医药代表流程。加强内部巡查制度，加强技防监控，在规定时间、地点以外发现医药代表及时劝离。

    为什么说医药代表“三规”违反了劳动法？我们来翻看一下医药代表的职业定义与工作内容：

    既然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当职业，首先是受劳动法保护的，劳动者有基本的劳动权利。这里就带来一个问题，面向医生推广各类药物的临床学术信息，请问制定“三规”政策的人，推广是面向极少数医生，还是面向所有医生推广的呢？显然如果只面向极少数医生推广的话，那这个职业又何必存在呢？换句话说政策制定者认为对大多医生的学术推广是无价值的，这又是做了一个默认的推定吗？

    既然是做学术推广就应该是无差别的，即使是其他的普通医生也有学习的权利，很多药物的信息包括治疗领域医生不懂的东西多了去，所以医生也要进行教育，在特别细分的治疗领域中，很多药企的学术人员比医生懂得多，这是很正常的。

    那就面临一个问题，推广是让多数人推广学术获益还是只给少数人呢？如果强行规定只给少数人，那就是剥夺了大部分医生获得学术推广的权利，也剥夺了这些医药代表的工作权利。这与推广学术是相悖的，一个地方法规强行地扭曲了国家的法规，事实上由于过于繁琐，导致药企的市场推广人员只能向少数医生进行推广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三规”，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接触规定人员，真的是学术的推广需求吗？这是一种有罪推定，换句话说，认为向医生推广就是商业贿赂，把这个事情彻底杜绝了，让他不见到医生，就能够禁止吗？

    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懒政，因为有这种可能性，干脆用行政命令把它取缔掉，就认为能解决问题，要知道商业贿赂有多种多样隐蔽的形式，其实跟他去见不见面关系并是特别巨大。

    另外，我想请问下制定“三规”政策的人，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推广，他向少数人去推广什么？就是药物的学术信息、适应症，治疗范围，然后让这些医生反过来替药企打工，向更多医生传播吗？这个逻辑何在？换句话说，变成了不允许医药代表做学术推广，只面向少数医生去宣传，这样又哪里符合劳动法中职业的需求，特别是很多医药代表一个工作范围，要协助医生进行临床观察药物不良反应，他肯定是要面向该治疗领域的全体医生。

    第三，规定医药代表注册必须以厂家为单位，即使医药代理公司能注册的话也是以厂家为单位，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事实上全世界或全行业都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换句话说是进行了绑定，本身中国85%的药是代理销售的，全世界大部分产品也是如此，包括在很多跨国企业的药也是委托国内进行代理销售的，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实力也不可能建他的自营团队，如果代理商或医药代表只做某一个公司的产品，那不就变成直营团队了。

    这显然是不符合商业逻辑的，社会化大分工中，代理、推广厂家是一个以合同约定的行为，同样属于第三方推广公司的医药代表，是在合规和排他性敬业协议的前提下，可以代理多个产品的推广任务了。

    这也是符合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一个初衷，那么“连坐保甲”制度，这是延于周朝的一个制度，在区域内几人犯法，所有人连坐，这在历史上被证明是一个恶法，有很多空子可钻，包括被竞争对手，放无间道，何况公司大了，里面自然有很多良莠不齐的人。

    但这样会面对一个问题，从理论上说一些人的违规行为被抓出来，导致其他诚实劳动的人丧失了劳动权利，这是否符合劳动法？是否有株连的嫌疑？你可以处罚公司，怎么能因为别人的过失让其他劳动者丧失劳动权利，剥夺是因为其他人的过失，处罚的主体是公司还可以理解，让其公司所有的医药代表都取消备案，这是剥夺其他医药代表的权利，是两件事情。

    这里必须要明确权利和责任，明确医药代表当他被连坐之后能否成为别的公司的医药代表，第二，医药代表从A公司备案成为医药代表，他能不能跳槽？如果你也想做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而不是一刀切，事实上我们在矫枉过正的时候会有很多的重典，比如在严打期间，一个小偷小摸就会重判十年。

    在特定历史背景下是有其意义，但是处罚如此之重，规范的如此严厉，并且对这个职业做了有罪推定，认为你去就是违法的，你去就是要搞商业贿赂的，是否有违劳动者基本权利，有违劳动法基本的公平和正义。

    最后，各种强行管制的执法成本是异常的高昂，执法成本也是由全体纳税人买单的，我们很多的国家政策出来，这些导致严监管的所有成本，最终将是由老百姓买单的，很有可能将推高所有的营销成本或者这样类似的行为，将会导致企业运营成本的上升，并最终转为向下传导。

    作者Dr.2，MediCool医库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