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见到郭树忠教授本人，是在一个名医高峰论坛上。当时拥坐一堂的，都是中国医学界最顶尖的医生、专家，以及教授学者。

　　轮到郭树忠教授作报告，自我介绍时，他完全没提自己是北京大学教授，也没提自己中华医学会整形外科学分会主任委员的身份，这个早已名满医学界的“中国器官再造第一人”，一上来就微笑着说：我是北京联合丽格第一医疗美容医院的副院长，我们是一家民营医院，很高兴在这里给大家做汇报，请诸位多指教。

　　被赶下船的“船长”

　　11年前，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成功为一位30岁男性患者实施换脸手术的新闻震惊了整个中国医学界，这是当时世界第二例，中国首例的“换脸”手术。时任西京医院整形外科主任的郭树忠，正是这次手术的组织者和主刀医生。

　　1962年生的郭树忠，1983年毕业于第四军医大学医疗系，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1995至1996年赴美国南加州大学等五所高校做访问学者，1996至1997在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整形外科创面愈合实验室做博士后。

　　对于郭树忠来说，待的最久，感情最深的是西京医院，在这里一晃就是33年。

　　郭树忠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整形历任外科助教、住院医师；主治医师、讲师；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任等职位。

　　如果不是2015年冬天接到了被免除西京医院整形外科主任职务的通知，郭树忠或许将继续把所有的精力倾注在这片“戎马半生”的疆土上，可能不会迎来重大的人生转折——从体制内走向体制外。

　　“当时毫无思想准备，感觉就像一位船长正驾驶着一条大船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的时候，被赶下了驾驶台，虽然仍在船上，但身份成了水手。”

　　让郭树忠更难以接受的是，上级的这个决定，并非是因为他犯了任何政治、经济、业务或者生活上的错误，理由很简单：因为他担任西京医院整形外科主任已经16年，这太久了。

　　在公立医院工作了几十年，研究了半辈子的医疗技术，郭树忠此时看透了一点：技术创新远没有体制创新重要。

　　卸任西京医院整形外科主任之后，郭树忠就一直有出去创业的冲动。

　　“梦之队”的试验田

　　中国公立医院的很多医生都处在迷茫的状态，医生是一个无法规律作息的职业，患者随时都可能生病，医生也没有节假日，20几个小时的手术连轴做下来不休息是常有的事。但中国公立医院医生的薪资收入在所有行业里，却只能勉强算是中等。

　　“富裕的公立医院医生，要么是有一些灰色收入，要么就只能周末去‘飞刀’。医生也是人，也要养家糊口，收入太低是不合理的。”郭树忠表示，有人批判医生收礼拿红包，这确实有悖医德，不该做。但从另一面看，如果医生有足够的收入，是没有医生愿意拿红包的，因为这不是一件有尊严的事。

　　以前，公立医院医生是“看不上”民营医院的，因为很多民营医院的大夫不能做教学和研究，行业内地位低，只能靠做一些小手术赚点小钱。

　　但如今，一些民营医院医生的收入已经渐渐赶超了公立医院的医生，而且由于在体制外，少了许多琐事和限制。很多医疗新技术出现了，民营医院可以即买即用，公立医院却还要通过层层审批，效率太低。

　　做了30多年的“老公立”，郭树忠早已厌倦了体制内的种种束缚，向往更加自由的生活。他心中真正想要建立的，是像台湾的长庚医院、美国的梅奥诊所一样拥有 “百年品牌”的顶级民营医院，能给医生创造一个有着足够尊严、足够自由、高效工作的体制和环境。

　　就这样，郭树忠和另一位“长江学者”，同时也是公立医院知名整形外科学科带头人的曹谊林共同发起成立了医生集团，立刻得到了杨大平、王志军、张菊芳等知名教授的支持和加盟，随后又有一批知名专家和医生因军队改革离开公立医院进入医生集团。

　　整形外科医生集团“梦之队”搭建完成之后，遂与投资集团联合丽格合作，共同成立了联合丽格第一医疗美容医院。

　　“医生自己投了一些钱，大股东是投资人，但我们也占到了相当多的股份。入驻医院时的谈判条件就是医院由我们自己管理，话语权我们必须掌握，因为我们自己更懂医院，也更专业。”

　　郭树忠说，现在很多公立医院的医生也在关注他们，想知道这里究竟怎么样，一群名医“冒险”跳出体制究竟是否值得。

　　“我们是在种一块‘试验田’，做探路者。愿意探路的人是少数，但总得有人去做这件事。最坏的结果就是失败了，还能怎样，回家养老就完了，我没什么后顾之忧。”说起创业风险，郭树忠显得坚韧又淡定。

　　解放医生“运动”

　　“这所医院将会学习国际上通行的医生自由执业运行模式，为中国整形外科医生探索一条新路。”这是郭树忠对于联合丽格第一医疗美容医院的规划描述。

　　中国政府医改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取消公立医院医生的事业编制，让医生成为自由人，能够多点执业。事实上，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早在二十年前，留学美国的郭树忠就了解并认可了这种模式。

　　自由执业医生的收入，多数情况下取决于医生的实际收入，外科医生的收入主要是手术费和诊疗费，医生与医院的关系简单明了，医生要对患者的医疗服务质量和安全负全责。

　　相较公立医院，医生与医院和科室的关系相对简单，没有政治学习或是其他杂事。科室与护理单元完全独立，科主任权力有限，只是组织医生一起教学查房、病例讨论和教学，另外参与医生学术方面的考核，对医生的医疗安全进行监控。

　　医生看门诊、做手术完全由自己决定，没有所谓三级检诊制度，没有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这类职称，只有主治医师一个医疗头衔，教学医院有教授、副教授、讲师或者助教头衔，这些头衔有助于赢得患者信任，但与医疗本身无关。

　　而医生的各种社会保险，包括医疗事故保险由医生和雇佣医院分担（有的完全由医生自己购买）。

　　郭树忠表示，联合丽格第一医疗美容医院对于招聘医生的审查很严格，只招聘外科手术做的好的医生，对入职后医生反倒没有太多的行政管理措施。只为医生提供服务并进行医疗安全的监控，早期给医生一定的固定薪酬，后期医生完全采用提成制领取报酬。

　　而医生可以全职在医院工作，也可以采用多点执业的模式。郭树忠自己目前就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和联合丽格第一医疗美容医院两个医院多点执业。

　　“论起做手术中国的医生一点也不差，差的就是创新精神。”郭树忠对品途《四百味》表示，这一次走出体制创业，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在管理制度上创新，在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之外，为中国的整形外科医生开辟第三条路。

　　当然，为医生开辟自由执业之路，绝不意味着忽略手术安全。反而因为手术的主体更明确，责任分工更清晰，医生直接对患者的安全负责，对医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赋予了医生极大的自主权，医生可以在这个平台尽情的施展本领并获得合理回报。

　　放不下的手术刀

　　虽说做了多年的医院管理者，如今又开始创业，郭树忠骨子里还是那个多年不离手术台的大夫。在整形外科，几乎没有他不会的手术，“除了不做骨头，整形外科啥都做”。

　　郭树忠研究创伤愈合机理修复方法多年，从耳、鼻、阴茎、阴道、手指等体表器官再造，到内镜整形外科领域，都具有很高的造诣。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等。

　　如今，他将专注力集中到了“耳朵”。一是为了集中精力，让业务精益求精；二是做了多年的耳部整形，他找到了“艺术家的成就感”，真正热爱上了这件事。

　　耳再造在五官整形项目中，被称为难度最大的贵族手术，因为耳朵形状最复杂，沟沟槽槽太多，只有少数医生可以做好。

　　郭树忠说，耳再造手术要先从患者身上取出肋软骨和皮肤，然后自己亲手雕刻成耳朵的模样。“耳再造是一项医疗技术，但也像是一门雕刻艺术，每次做出一个耳朵，真的会有做出艺术品的感觉，很有成就感。”

　　但对郭树忠来说，做医生的成就感又远不止于此，因为他每天面对的不是冷冰冰的艺术品，而是活生生的人。

　　“有一个20岁的男孩，在汽车站等车的时候被一辆卡车撞了，他完全是无辜的，腿被压断了。去一个医院截了肢，但不幸的是皮肤又坏死了。医生觉得没救，就让他转到一个地方医院等死。我的学生当时管他，请我去会诊，想办法救他，当我见到他的第一眼，他看着我的眼神，那种对生的渴望我永远也忘不掉。后来我把他转院到我那里，最后终于救下了他。”

　　刚失去工作平台时，郭树忠曾一度心灰意懒，就在终南山租了一亩地，想“喂马、劈柴”，做一个终南山隐士，去“面朝大山，春暖花开”。但在半山茅舍里读《瓦尔登湖》的日子里，郭树忠却很难像那本书的作者梭罗一样平静。53岁的他总有一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感觉，最后还是放下锄头，又拿起了手术刀。

　　“可能是因为我还不老，我的病人还需要我。”现在，郭树忠接诊的很多患者都是先天耳缺陷的孩子，他说自己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给孩子做手术，“回想我这一辈子，仿佛就是由无影灯亮起来又灭下去的无数个片段组成的，给这些段落配色的，就是这些可爱的孩子们的小脸了。”

　　对话郭树忠

　　在中国做医生，究竟有多苦

　　现在医生的职业环境如何？

　　郭树忠：大部分公立医院的医生，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连周末都不能休息。平时的工作节奏很快，非常忙碌。记得我在公立医院看门诊，最多一个早上看了165个人。

　　外科医生更是一个生活没有规律、工作起来没有时间长短，休息和睡眠没有保障的职业，需要医生付出极大的体力和脑力劳动。

　　医生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因为人的生命脆弱，病情又瞬息万变，很多疾病的发病机制目前还没有搞清楚，并不是每一种疾病都有有效的治疗方法。医生在医治病患时，承受的责任和压力无异于千斤巨石。

　　目前的行医环境也让医生面对疑难杂症止步不前，主要是因为病患及家属缺乏接受不好结果的心理准备，但医疗本身就不是万能的，医生也不可能每次都做出有把握的预测。因此，医疗纠纷越来越多，很多医生对职业环境并不满意。

　　但对于我来说，医生仍然是一个值得热爱的职业，我得到的最大激励不是经济收入，也不是名声，而是来自病人和病人家属的那份信任。

　　为何医患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郭树忠：这由多方面因素造成，医生和患者有各自的问题，中国医疗体制也有问题。

　　从医生角度来说，中国医生历来不太重视做科普这件事，也不太会和社会、和老百姓沟通。现在的医学专业越分越细，如果医生不去积极沟通，老百姓根本不明白你在干嘛。

　　从患者层面上说，老百姓习惯把医生当成“神”来看待，认为医生什么病都能治好。医疗行业发展到今天，比过去的确强了很多，但仍然有很多疾病我们是束手无策的。

　　现行的中国医疗体制，也造成了医患之间的不理解。在中国，大部分医生是被“绑死”在公立医院的，无法自由流动。这样的体制下，医生的收入很低，正门不开，就有人走旁门歪道，例如回扣、红包、灰色收入这些，严重损害了医生的形象。以前老百姓非常信任医生，现在的信任度大幅降低，出现了信任危机。

　　中国医改已经很多年了，为什么实行起来这么难？

　　郭树忠：中国医改最原始的动力是什么？是因为医疗费涨得太快，而政府用于医保的钱不够。政府压力大，要求医疗改革，实际就是要求医院提高医疗服务质量，但同时严控医疗费用增长幅度。

　　这样一来又出现了问题：医院的收入被限制，医生收入低，如果只拿工资，医生没法生活。

　　但医生也是人，也要赚钱养家。因而就出现了一些过度医疗、过度诊疗、厂家回扣的事情。

　　有办法能让医生在现有体制下合法的增加收入吗？

　　郭树忠：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就是多点执业。让医生多干一些活，让他周末去干活挣点钱，补贴收入。

　　事实上大部分公立医院的医生，每天至少都是十几个小时的工作，5天工作日排满，周末去“飞刀”的也很多。政府现在放开多点执业，其实就是把不公开的公开，让不合法的行为合法了。

　　既然政府已经放开多点执业，它也确实能解决问题，为何很多公立医院并没有推行？

　　郭树忠：那是因为中国的公立医院名为公立，实为集体所有制。医院盖房子、买设备、发工资和奖金的钱主要靠医院自己挣，国家拨款非常有限。作为院长来说，如果放开多点执业，医生全跑了，医院的收入减少，院长管理工作难做。

　　中国公立医院的院长，像是一个村长，他要为整个村子的盈利负责。

　　国家放开多点执业，从宏观层面上看是件好事，但是进一步的政策却没有跟上，如果能将公立医院院长的考核和医院的营收脱钩，或许就能打开一个新局面。

　　现在医生想出去多点执业，医院领导们虽不明确反对，却用行政的手段加以控制。在这种制衡状态下，医生集团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郭树忠：医生集团就像冬天刚过完，从泥土里蹿出来的小芽一样，能不能长成大树还是一个问号。

　　医生集团其实就是抱团取暖。一个医生出来开诊所，那只是谋生而已，如果我们要把事情做大一点，必须把医生集中在一起。美国也有医生集团，一群医生一起建一个医院，有的是医生自己出钱，有的是请资本出钱。其实联合丽格第一医疗美容医院也一样，是大家一块来建立一个平台，一起做事。

　　医生集团也是多点执业的一种形式。

　　中国医疗水平和国际医疗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差距有多大？

　　郭树忠：国外新技术我们引进的很快，现在交流也方便，召开各种学术会议，外国人来中国，我们也出去，彼此差不了多少。但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创新不够，缺乏真正原创的东西，医疗行业也是一样。

　　从医疗资源分布和医疗条件来说，中国存在严重的发展不平衡。一流的医院，像是北大的国际医院和我们医院，软硬件都非常好，但是我去过一些地方的医院会诊，有的手术室的条件很差，用的都是非常陈旧，几十年前的东西，环境甚至还不如4S店。说句刺耳的话，“修”人的地方还比不上修车的。

　　作者:艾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