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购销环节是医疗腐败中的重灾区，因为医药购销存在使用、采购、决策三个关键环节，三个环节本该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但管理不善、监督不力，可能导致三个环节存在严重廉洁风险。在使用环节，临床科室医生根据用药需求提出申请，对用药品种和数量有一定话语权，如在药品的选用上，医生可以决定多用或少用某一药商配送的药品，存在被“围猎”风险。在采购环节，临床科室医生提出用药申请后，由医院药剂科具体实施购药行为。药剂科在药品采购、调剂、审核供应商名单，以及药事管理委员会评估药品效能等方面具备重要话语权，成为不法药商的“必争之地”。

　　在中纪委23日发布的文章《医疗卫生领域的破和立》当中，列举一些医疗卫生领域中医疗工作人员被围猎的医药商业贿赂的种类：

　　1、为敲开医院送药“大门”，不法药商选择走“上层路线”

　　2、在药品种类上，少开普药、多开特药

　　3、在药品数量上，主动为药商“提速冲量”

　　4、为规避风险，变更、新增配送公司

　　为敲开医院送药“大门”，不法药商选择走“上层路线”

　　在医药市场，随着医药销售企业数量增加，行业竞争日趋激烈。医药供货商要向某医院供药，需先向该医院药剂科提供资质完善的申请手续，再由药剂科审核把关，报药事管理委员会和购药领导小组批准。通常只要符合相关资质要求，就能进入医院配送名单，但其中存在初审是否通过、通过时间快慢等人为因素，为了敲开医院送药“大门”，一些药品企业和医药代表往往选择走“上层路线”，集中“围猎”。

　　在易利华受贿罪二审刑事裁定书中可以了解到，被告人易利华利用担任无锡二院院长的职务便利，为药品供应商李某甲在向无锡二院销售药品过程中谋取利益，先后收受李某甲贿赂的400余万元（其中146.7682万元已实际获得，其余尚未实现）及美元2000元（折合1.29158万元）。

　　行贿人药品供应商李某甲证言显示，其向被告人易利华行贿主要因为易利华是无锡二院院长，负责全面工作，在药品进入和业务维持等方面具有决定性权力。

　　根据流程，药品进入二院需要先在官网平台登记，登记内容由药品名称、规格、价格、生产厂家、功效、药品销售代表以及联系方式等信息。登记过的药品要通过二院的药事委员会。药事委员会是由医院的药剂科、监察科、临床科室领导、分管药剂科的副院长等人组成。初选后的名单进入药事委员会进行具体投票选定药品，这个过程中，药剂科以及相关人员都会跟易利华汇报相关工作并由易做决定。2013年以前，其基本靠自己以前在二院积累的人脉关系进入二院销售药品，2013年开始，在二院登记完药品后，其会告诉易利华自己有药品登记需要进入二院销售，易利华都说知道了，后来这些药品基本都顺利进去，其代理的药品销量快速增长。为感谢易利华的帮助和关照，希望进一步扩大业务量，其才送钱给易利华的。

　　在药品种类上，少开普药、多开特药

　　医院使用的药品大致分为两类，普药和特药。普药是指广泛使用的常规药品，进价较便宜，药商配送的利润低；特药是指新品药、专科药，进价较高，药商配送的利润高。院领导想方设法为不法药商配送新品药、专科药大开方便之门，除了为其办手续一路“开绿灯”，还利用影响力向临床科室主任说情、打招呼，暗示科室主任多使用这些药商提供的新品药、专科药，使其获得高额利润。

　　以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药剂士王晓俊为例，被告人王晓俊在事业单位、公立医院桐庐县第一人民医院药剂科门诊药房、药库工作的时候，负责药品日常管理、药品采购等事务。

　　2012年至2019年期间，被告人王晓俊利用上述职务便利，伙同被告人潘新华，在新药引进、药品采购上为药商谋取利益，非法收受陈某、马某、胡某、卢占军、梁哲、庄彦、梅吉伟、徐峰、于增爽等人所送的药品回扣共计人民币1019.49万余元，所得款项由二人分赃。此外，被告人王晓俊还独自收受胡某所送的药品回扣18.38万余元。

　　在药品数量上，主动为药商“提速冲量”

　　随着国家对药品价格，特别是对普药价格的规范管理，药商已很难在药品价格上做文章，便通过“冲数量”攫取高额利润。具体而言，临床医生在开处方时，在同一类药品中如果人为地向某个配送商的产品倾斜，该类药品消耗量增长，药剂科便会向该药商提出更多采购需求，该药商的药品销售数量自然也会增加，也就是形成了一定的商业垄断，给的回扣比例“合适”的话，肯定会大比例“推销”有这个回扣比例的药品。

　　在**县**卫生院原院长艾某甲因受贿被起诉的起诉书中，就是明确标注了每个药品的回扣比例向医院销售的药品越多，得到的回扣也就越多。

　　2009年12月至2021年3月，艾某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骆某某等7人在药品采购、资金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前述7人所送商业“回扣”及“好处费”共计179900元。另应本单位职工古某某请托，在隐瞒其违法生育、躲避行政处罚方面提供帮助，收受其所送现金20000元。以上共计收受他人所送财物199900元2009年12月至2021年3月，艾某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骆某某等7人在药品采购、资金拨付等方面提供帮助，收受前述7人所送商业“回扣”及“好处费”共计179900元。另应本单位职工古某某请托，在隐瞒其违法生育、躲避行政处罚方面提供帮助，收受其所送现金20000元。以上共计收受他人所送财物199900元。

　　为规避风险，变更、新增配送公司

　　以原重庆市梁平县人民医院院长郭伟涉嫌受贿一案为例，在结成利益共同体后，药商李某、胡某公司在原梁平县人民医院销售额急速上升，业绩“名列前茅”。为了掩人耳目，让业绩在同行里不要过分显眼，同时“化整为零”，把配送公司分散开，多配送一些药品，二人提出了变更、新增配送公司的方法。

　　郭伟夫妇在明知药商变更的公司有前科且医院中层干部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仍利用职务审批权限帮助新的公司进入配送名单。据了解，在审查调查初期，办案人员认为李某、胡某等均只有一家公司在医院配送药品，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这些“小号”公司的面貌才逐渐被揭开。经查，在郭伟和王某某的帮助下，李某、胡某二人公司在医院的药品销售额持续增长，从每年几十万到上千万元。同时，在原县人民医院资金紧张，对其他药商延期付款情况下，郭某夫妇仍利用职务便利，要求医院对二人公司按期付款，帮助其快速回笼资金。

　　在决策环节，医院院长、科室主任作为购药领导小组组长对涉及购药的相关事宜拥有最终决定权，也常常是不法药商争相拉拢、腐蚀的对象，所以就需要多多调动监察、调查措施，及时发现、制止医疗贿赂的发生。

　　在调查医药贿赂案件中，监察机关可以采取哪些调查措施？

　　为保证监察机关有效履行监察职能，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多种调查措施。合理、规范、有效采取相关调查措施，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的重要体现。在调查医药贿赂案件的过程中，多要素运用审查调查措施，在对审查调查对象留置的同时，适时采取讯问、询问、查询、调取、搜查、扣押、限制出境等措施，将外围调查取证与内部讯问谈话优化组合，以取得较圆满效果。

　　1. 做细做实思想政治工作：监察法第二十条规定，对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监察机关可以进行讯问，要求其如实供述涉嫌犯罪的情况。第二十一条规定，在调查过程中，监察机关可以询问证人等人员。

　　2. 依法严查不明来源收入：监察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监察机关调查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者职务犯罪,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冻结涉案单位和个人的存款、汇款等财产。第二十四条规定，监察机关可以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被调查人以及可能隐藏被调查人或者犯罪证据的人的身体、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地方进行搜查。第二十五条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过程中，可以调取、查封、扣押用以证明被调查人涉嫌违法犯罪的财物、文件和电子数据等信息。

　　3. 织密天网成功追逃：监察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依法应当留置的被调查人如果在逃，监察机关可以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内通缉，由公安机关发布通缉令，追捕归案。第三十条规定，监察机关为防止被调查人及相关人员逃匿境外，经省级以上监察机关批准，可以对被调查人及相关人员采取限制出境措施，由公安机关依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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