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立医院将会如何改革——--刘牧樵答记者问
刘牧樵答俄罗斯国际文传(中国)电讯社驻上海记者站财经记者余晨曦
余晨曦:许多公立医院,甚至如上海的三甲医院都存在很难维持收支平衡的情况,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刘牧樵:对于中国立公医院深层次了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中国的立公医院的数据是不公布的,据我们了解,中国大城市有名气的的立公三甲医院的年经营收入甚至达到20亿元人民币,这样的医院规模开放病床约1500张,员工在2000人左右以上,就是和当地的企业进行比较,其收入仍然是可观的了。省城一般的立公三甲医院的年经营收入往往也有5—10个亿,地区城市的中心医院年经营收入都在2—5个亿,县人民医院的收入多的也有上亿的。行业内部公认的医院的利润在30%以上,那么,这些立公医院应该是可以达到收支平衡的。前几年广东甚至出现“医院反哺政府”现象,某地级市从人民医院提取500万元给政府公务员发工资。
但是,中国立公医院无论在政府的宏观和微观的管理上,都存在非常大的问题,面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时,在某些方面被政府控制严格(如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等),某些方面可任意发展(如医院扩张等),导致医院膨胀的趋利思想蔓延,更多的主管部门把医院的扩张作为衡量医院领导好坏的标准。另外的原因是由于国家对于医院如药品降价的控制,使得医院药品利润快速下降,医院赢利能力降低。笔者曾在《中国卫生》杂志发表“医院的利润从哪里来?”一文,指出现阶段我国立公医院的主要利润来源有三个方面:药品、检查和手术。“以药养医”本来就是政府由于资金不足,医院的服务费用又比较低,用于解决医院费用问题的,一夜之间,政府又要求医院减少药品的收入,对医院的冲击自然是前所未有的。加之,人力资源及其他的费用快速上升,在国家没有投入或者比较少的投入(有说政府对三甲医院的投入仅有3%)的情况下,立公医院同样面临生存危机。根据自然法则,医院必须在解决生存危机才会更好地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服务。在这样的环境下,医院只有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增加最新的医疗设备,引进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来获得利润支持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对于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如果要满足社会的医疗需求,再多的投资也可以容纳。一个年收治门急诊病员近217万余人次,住院病人逾 5万7千人次,完成各类手术2.8万余台的著名三甲医院,甚至也需要贷款数亿人民币来完成医院的新楼的建设。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医院特别是三甲医院,往往是在不规范的背景下进行融资的,医院往往通过收费权抵押,就可以从银行贷款。在2004年中国银监会对各银行发出通知,把医院也例为和电力、交通、公共事业、学校为“新五大风险行业”。有些银行也没有办法满足三甲医院高速扩张的资金需求,贷了款的医院由于管理等问题,一不小心就容易出现收支平衡问题。现在,中国几乎对有的公立医院都有银行的贷款,和原来相比,医院又要面临银行贷款利息的压力。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中国三甲中医院面临的问题将会更大,我个人认为,中医的诊疗模式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支撑现代中医院的发展,在这里所指的是诊疗的赢利模式,无论是什么性质的医院,赢利是首要的问题,其前提是国家的投入永远都是有限的。
余晨曦:如果公立医院改成社会资本入股的股份制企业,您认为与原来的体制相比有哪些好处?
刘牧樵:这样的假设的不存在的,在中国,不可能将所有的公立医院改成社会资本入股的股份制企业。对于部分公立医院进行股份制改革,是中国公立医院面临的必然选择。据报道,2006年,全国范围内公立医院的亏损严重,共有820家医院亏损额大于1000万元,其中46家医院亏损在5000万到1亿元之间,另有16家医院亏损额大于1亿元。这一年,全国公立医院的平均负债率为27.6%,不少医院负债率高于50%,还有2%的医疗机构资不抵债。那么,对于这些公立医院,如果完全靠国家的资金来买单,是不现实的,社会资本进入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当然,社会资本的流向主要依靠行业的发展前景而来。
毫无疑问,中国的医疗行业一定会是中国未来的一个朝阳行业。通过和美国医疗行业的比较,我们得到下面的结论:在美国,几乎所有的行业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唯有医疗保健行业,一直是直线上升发展;在美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时代,医院仍然是门庭若市;美国人均医疗费用达到了6000美金,中国还只有人均40美金,其发展的空间可想而知;美国专家研究认为:医院的床位数增加,它的需求就会增加。尽管如此,中国的社会资本还只是处于蓄势待发阶段,这是由于中国的医疗政策还不明确或者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法律法规。有专家认为当前中国的医疗体系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那么,社会资本入股后,当然会在自然经济规律下,更好地利用现有的医院资源,更新观念,提升医院管理水平,影响将会是革命性的。首先是对于占到80%—90%床位的公立医院来说,可以打破垄断或者说减少垄断的程度,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即使在管理上,也是不可逾越的,很难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在中国医疗界,更多的人们有这样的认识,认为公益性一定是通过国家才能现实的,其实,私有团体一样可以实现社会公益活动。在美国,就存在很多私有的非赢利性医院。
余晨曦:如果第一家三甲医院开始股份制改革,以后会带来什么问题呢?百姓就医的公益性能否得到保证?
刘牧樵:在中国,有时候做比说更重要。我们期望上海仁济医院西院实行股改,尽管约翰·霍普金斯医学管理公司不带来资金,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毕竟是连续十七年被列为全美最佳医院,其管理水平一定是国际一流的。其约翰·霍普金斯医学教育模式曾在20年代被引人中国最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使得我国早期的现代医学教育及医疗和世界是同步的,现在的北京协和医院仍然是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如果仁济医院西院实行股改,引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管理模式,再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医院管理模式,是我们最期望的。
中国的医疗行业如果要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一个系统的问题,笔者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目前中国的医改方案在操作层面上存在许多的模糊性,如果不解决如《2000年世界卫生报告 — 卫生系统:改进业绩》中提出的卫生系统的主要职为:服务提供、资源生产、资金和管理等问题,中国医改可预测性就会更差。
可以肯定的是,上海仁济医院西院的改革,在约翰·霍普金斯医学管理公司的管理下,一定会提升其医疗质量和服务质量,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肯定是大受欢迎的,因为它是三甲医院,根本就不会影响百姓就医的公益性。
如果通过上海仁济医院西院的改革,影响了中国所有公立医院的改革,那么,成绩将会是巨大的。百姓就医的公益性不仅仅代表老百姓可以看病,还应包括能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这才是最难的,也是世界各国政府所要共同追求的理想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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