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个社会治理和社会改革，到包括医改在内的各个领域的改革，对犯“颠覆性错误”的高度警惕，是从庙堂到坊间的广泛共识。

　　而在医改领域，长期以来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医改犯“颠覆性错误”的危险，在于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还很薄弱的情况下，把重点转向医疗市场化、商业化，将使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倒退，甚至会导致系统性风险甚至经济社会危机。

　　对此观点，笔者不仅难以苟同，且看法恰恰相反——当前医改最需要警惕的“颠覆性错误”，是在冠冕堂皇地借所谓公益性之名，限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作用的同时，将医疗卫生事业重新拉回政府包办的老路！

　　诸多迹象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

　　从思想观念层面看，“左”比右好的思维根植于国人心中，这是造成医改可能犯“颠覆性错误”的思想根源。

　　在许多人的潜意识中，“市场化”是和“洪水猛兽”划等号的，因而便谈市场而色变，因而便对将市场机制“污名化”的行为习以为常。事实上这更是一个时期以来医改徘徊不前甚至发生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个世纪末期，某研究机构曾对医改做出“基本不成功”的评价，其依据就是所谓“过度市场化”。但事实上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何曾被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过？当“有形之手”使得市场机制中本该具备的公平竞争属性荡然无存时，岂能不造成政府与市场的“双失灵”，怎么能让从未登堂入室的“市场化”代为受过？

　　从医改的实际操作层面看，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论观点，在某些地方是否已凝聚成共识，并进而贯彻到改革实践中去？情况恐怕难以乐观。

　　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从前些年以来，就有某些行政部门总是试图将把社会办医纳入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总量和结构比例。

　　这一主张不禁令人疑窦丛生：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之事当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人家投资方在对医疗市场需求进行研判的基础上自行决策，且自行承担其决策后果。至于政府，严格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搞好监管和提供相关服务就是了，有必要越俎代庖地去进行“规划”吗？你替人家“规划”的正当性何在？其结果的“科学”与否又以何种标准去判断和评价？

　　鉴于医疗卫生领域医患信息高度不对称、患者就医试错成本时常高得难以承受、医生兼任“医疗消费者代表”等特点，当然不能笼统否定政府的主导职能，但市场导向的改革不同样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政府主导不等于政府主办甚至政府包办，长期以来政府对医疗事业包而难办的苦头已经吃得够多够多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长点记性？

　　问题不仅在于思想观念层面的问题为医改犯“颠覆性错误”埋下伏笔，更有利益博弈的因素为其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从医改进展情况看，“中梗阻”症状严重，至于“最后一公里”，问题就更多了。

　　当改革由当初的是非之争发展到利益之争进场参与博弈的今天，医改的方向和路径直接决定了利益格局的调整，观念分歧和路径之争的背后是激烈的利益博弈。

　　顶层设计日益完善和国家高层强力推进的改革大环境，无疑大大挤压了权力寻租的空间，但远未打掉某些人权力设租权力寻租的冲动。乱作为也好不作为也好，其病根皆在于此。

　　此类问题的危害不仅在于贻误改革时机，更在于在消磨大众改革意志的同时误导社会舆论，这是不是危言耸听？有心人不妨多加分析。

　　但令国人为之振奋的是，国家最高决策层理论上不屑于在凯恩斯主义与哈耶克主义之间“翻烧饼”，行动上既反对“市场万能论”也警惕“政府万能论”，而是市场和政府“两只手”都频频发力，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事求是！

　　如果由此出发，继续将相关政策在制度层面予以强化，那么就有望从根本上筑起防止“犯颠覆性错误”的防火墙，从而使包括医改在内的改革大业形成不可逆转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