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江西九江和江苏镇江先后举办了纪念国务院“两江”医改模式试点30周年研讨会和座谈会。无论是研讨会还是座谈会，都有纪念意义。本人作为当年九江医改的牵头单位负责人——市体改委副主任兼市医改办副主任，对医改有诸多深刻感悟。

　　一、“两江”医改模式试点，有经验，更有教训。作为研讨会和座谈会，既要讲成绩，更要讲问题。总结过去，是为了指导和警示当下和将来。

　　九江“两江”医改试点的重要意义在于从行政事业单位的公费医疗和企业单位的劳保医疗，向职工的社会医疗保障顺利过渡。

　　然而，由于医改方案在实际操作中只注重需方（即患者）就医行为的约束（如患者的“三段自费”），而忽略对供方（即医疗机构）的医疗行为激励和约束（一直采用按人头付费），致使医保费用快速增长，试点最后以费用大量超支而告终。九江超支三千多万元，镇江据说是超支五千多万元（两江超支实际远不止这个数）。

　　由于费用大量超支，进而导致恶性循环：九江市政财无力支付医院的保费→医院拒收医保病人→医保病人到政府上诉→政府领导批评医保管理部门领导无能→医保管理部门领导感到很冤枉：这不是我们的错，是医改方案设计不合理。

　　二、“413”医保模式作为科技部课题在九江试点取得明显成效，遗憾的是经行政干预被迫终止。

　　九江“两江”模式试点失败，九江的医改之路下一步该如何走？正当市劳社局主要领导犯难时，当时“413” 医保模式被国家科技部立项，我便建议用“413” 模式试试。劳社局领导采纳了我的建议。

　　“413”模式试点工作在市医保主管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下，取得显著成效。试点工作从2001年初到同年年底，费用实现了“两江” 试点以来的首次结余，结余了514万元（仅市直单位的统筹基金），结余率35.6%。医保质量也有明显提高，此前年年患者有投诉，每年平均投诉114例，这一年实现了零投诉。当时中国劳动保障作了报道（国家医保主管部门的报纸）。

　　正当市医保主管部门准备将新医改方案在新的一年里继续推行时，可是市政府决定终止该方案运行。

　　终止方案的原因：一是触及了极少数开惯了大处方的人和极少数不愿接受优胜劣汰的医院管理者的利益。二是得不到当时上级医保主管部门的支持，因“413”模式中的“按人头付费”一直得不到上级医保主管部门的认可。据说当时上级主管部门领导交待：“413”只能限于理论研究，不得用于实际操作。

　　市政府领导迫于各方压力，只得决定停止该方案的运行。

　　三、九江的“413”模式试点虽然被迫终止，但其在全国的影响并没有终止。

　　自九江试行了“413”模式之后发生的事有：

　　第一件：“413”模式通过了科技部的评审鉴定。此消息当时通过媒体在全国广泛传播。

　　第二件：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名医学专家韩启德院士在北京亲自主持召开“413”模式专题研讨会，并建议国家劳动保障部组织试点。

　　第三件：当年国家发改委在全国征集医改方案，韩启德副委员长亲自打电话给我，要将我起草的体现“413”模式机制的国家医改建议方案，由他亲自提交。

　　遗憾的是他只是副委员长，不是副总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

　　第四件：“413”模式关键措施是“按人头付费”，而当时“按人头付费”恰恰一直得不到国家医保主管部门认可。而2009年中央6号文件肯定了“按人头付费〞。从此 “413”模式的应用就没有了政策障碍。

　　第五件：此后与九江“413”模式类似的医改模式不断涌现。

　　“413”模式有两项关键措施：一是医疗集团化，也称建紧密型医疗集团，或称医共体；二是实行医保按人付费。

　　首先是深圳的罗湖区医共体模式和安徽的天长等市县医共体模式试点，试点取得成功，全国各地自发的前往取经。

　　福建三明市也借鉴了罗湖和天长医共体模式经验，现在三明是全国学习的典型。

　　四、三明和罗湖及天长等医共体模式虽然是全国学习典型，但依然有明显缺陷。

　　九江的“413”模式有四项关键措施：医疗集团化+按人头付费+参保人签约用脚投票+现代化医院管理技术，四者缺一不可。我也其称为“四合一”医共体模式。

　　罗湖、天长和三明模式有个共同的缺陷，参保人与医共体签约没有自主选择权，都是由当地政府指定，这样医共体之间缺少有效的竞争，参保人的医疗水平和质量很难进一步提高。三明的文件中虽然允许参保人有自主选择医共体签约的权利，但未见有落实这一措施的媒体报道。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经过我多年的呼吁，让参保人有医共体签约自主选择权已得到负责全国医共体宣传和推广工作的组织负责人的认可和重视，承诺将分阶段组织实施。是否真能落到实处，值得期待。

　　五、我几乎用半辈子搞医改研究并不是为点稿费，而是为让更多像我祖母一样的普通老百姓看得起病。

　　我是农村的穷孩子，上世纪70年代亲眼目睹最疼爱我的祖母因舍不得花钱看病而活活在家等死的场景，这是我心中永远的痛。

　　我有幸参加国家“两江”医改试点，当我明白老百姓看病为何贵和难，又如何解决时，我没有理由不发声。

　　我从“两江”医改试点到现在写了三百多篇文章。我52岁时就离开县级岗位，全身心投入医改研究。

　　当年我在中国改革报用整版篇幅发表文章，也在中国劳动保障报发表文章时，有人说我发这些文章就想拿稿费。这是对我极大的误解。

　　我的想法很简单，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全国更多像祖母一样的普通老百姓早日病有所医。只要自己努力过，即使不成功也不后悔。名和利，对于古稀老人而言只是“浮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