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好像关心医德的问题较多。医德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困扰着中国的医疗改革进程。科学的发展、社会的价值和个人的修炼必须同步进行、整个社会方能协调发展。医疗领域的非医疗的问题，如同目前社会出现的校园恶性事件一样，仅仅靠几条警犬，甚至成千上万的警员是不能根治的。

　　胡大一：著名心血管病专家、医学教育家，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主任委员。国家和北京市有突出贡献专家，卫生部健康教育首席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日前刊登一项最新研究，指出美国有近半数不该放心脏支架的人被放了支架。对此，胡大一表示，我国滥用心脏支架的问题并不比美国乐观，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医生过度迷恋技术。因而，让医学回归人文、回归临床、回归基本功，应成为每一位医生都投身其中的当务之急。

　　价值医学的核心，就是保护公众健康利益

　　健康报：在近期落幕的第59届美国心脏病学院年会上，医生们呼吁“回归医学的本质”引起您的强烈共鸣。记得您曾说过，医学观念已经从最初的经验医学，历经循证医学，发展到了目前的价值医学。该如何理解“价值医学”？

　　胡大一：“价值医学”是指医学不仅要把技术转化成产品，比如一个支架、一个起搏器等，更重要的是实现患者的价值，保护公众健康利益。这里强调的是医疗对公众健康的价值。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80%集中在大城市，其中80%又集中在大医院，而基层医院连最基本的医疗技术都不精通。这种情况下，医学就很难实现其价值。

　　其次，不应过度医疗，过度使用技术。有调查显示，药物的不恰当使用造成的死亡排在我国人口死因的第8位。如同没有完美的药物一样，也不存在主流的技术。再好的技术也不能过度使用。2009年，我国共实施心脏介入治疗23万例，如果按人均两个支架计算，仅耗材费就至少50亿元，原因之一就是医生过度迷恋技术。如果只要是心脏病患者就动员他做介入治疗，就可能置病人于危险的境地，这对医学而言也是一种伤害。我们应该积极探索以人为本的医疗服务模式，建立一个完整的疾病防控体系。医生的职业价值和生物医学价值的核心，就是保护公众健康利益。

　　不要总是去想我们能做什么，而要想想患者需要什么

　　健康报：技术被滥用的背后，不仅有制度的原因，也有医生、患者以及社会大环境的原因。有人主张“患者看病是一种权利”，您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胡大一：我们经常讲医生维权，但我觉得患者维权更重要。维护患者的权利首先体现出政府责任。政府要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来控制不恰当地使用医疗技术。现在的情况是，大医院在比毛收入，医生在追求和炫耀自己做过多少例介入手术。究竟还有多少医院管理者和医生在认真思考：这项技术的研发推广是不是坚持了公益性？我们不要总是去想我们能做什么，而要想想患者需要什么，想想什么对患者最好。

　　1985年至1987年，我在美国学习期间，曾先后在纽约州立大学医学院和芝加哥伊利诺大学医学院研修。那时，心脏搭桥手术在美国已经很普及了，冠状动脉造影和球囊扩张技术也开始做了，而中国的医院还不敢做导管。1987年1月5日，我从美国回国。下飞机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能够享受现代医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福利。这是我当时的梦想，也是对“患者看病是一种权利”的理解。

　　此外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健康知识、正确治疗疾病的方法告诉公众，让患者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才能让患者接受、配合医生的治疗。例如美国最好的医学杂志都有一页专门介绍健康知识，在医患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这么做是很有必要的。而我国的情况却是，一部分报纸用半个版面宣传健康知识，其余7个版面都是医疗广告，讲高血压吃什么药等。因此，对“患者看病是一种权利”的呼吁，要求我们从政府责任、媒体管理、医学会的推动三方面来维护。

　　我们过去的诊疗模式最大的缺陷和荒谬是“等症状”

　　健康报：过去我们提到生物?心理?社会新医学模式，近来又有学者呼吁倡导“医学整合”，对于中国今后医学模式的转型和发展，您有何期待？

　　胡大一：未来医学发展应整体实现“下移”和“前移”。所谓“下移”，就是技术下沉，建立各司其职的医疗服务网络，各个层面不同技术水平的人联合起来满足全民对健康的需求。当前，有些省市高度集中医疗资源建造6000张病床的大医院，或者建一家垄断全省的超大型医院，而其他层级的医院发展不起来。这种做法不科学。

　　还有一点就是“医学关口前移”，也就是我经常提到的“预防重于治疗”。过去的诊疗模式最大的缺陷和荒谬是“等症状”，包括医生自己，没有症状不看病，急症看急诊，慢病看门诊，重病住院。医生就是坐堂医生。胃疼了做胃癌手术，咯血了做肺癌手术，心绞痛了放支架搭桥。而大量未来可能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或已经进入亚临床、已有病变，但还没有暴发的人群没人管。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转型：去关注那些还没有症状的人。

　　我在美国进修的时候，就发现美国在推动有氧运动。我到美国的第一天，就看到一位患者在心肌梗死发病治疗后第5天就做运动平板实验。在中国这是不敢想象的。令人欣慰的是，现在慢病管理、健康管理、健康维护和健康教育等已经逐渐进入政府和公众的视野。对于中国医学未来的发展，我提出了“四面旗帜，三个回归”。“四面旗帜”就是公益、规范、预防、创新；“三个回归”就是回归人文、回归临床、回归基本功。

　　公益活动是实现人生价值和医学价值的重要平台

　　健康报：近年来，在各种学术会议之外，您还热衷于公益活动，并积极倡导健康理念，其内在动力是什么？

　　胡大一：人的一生，事业常青才有意义。做医生的不一定要退休，到晚年仍可投入到公益和预防事业中。公益活动是实现医生人生价值和医学价值的重要平台。有学者研究表明，1984年~1999年的15年间，有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患者经过治疗减少了642例心肌梗死死亡，这里面贡献最大的是“绿色通道”，占41%，而搭桥和介入治疗稳定性心绞痛对死亡率下降的贡献只有2%。就是说，医生医术再高明，设备再先进，如果病人不能在第一时间获得救治，可能还是收效甚微。我也一直在考虑，能不能把很便宜的国产裸支架预先给患者使用？能否搞一个赔付机制，先手术后交钱？

　　一直以来，我都放不下中国那400万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我们不能眼看着这些能根治的疾病拖成不治之症。美国3岁以下的先心病患儿、德国1岁以下的先心病患儿都能得到根治，而在我国，越穷的地方和海拔越高的地方，先心病的孩子越多，越得不到治疗和照护。在贵州、青海、西藏等地，每救一个孩子我都感到特别幸福。为了这些孩子，我一方面带医生深入基层，另一方面不断地帮助当地培养基层医务人员，以减少孩子们奔波看病的费用。

　　一名年轻医生和我一起到基层出诊，回来之后对我说：“短短一个长假，您就让我看到了医学的百科全书。”现在，很多年轻医生没见过穷人得病的困窘，没体会过孩子们渴望救治的心情。公益活动是体现医学的人文性、医生的仁爱心以及技术的可及性的一个重要窗口。所以，我总是鼓励年轻人走出去，走到农村，在提高技术的同时，加深对公益事业的理解。

　　只有时时考虑患者利益，你才能交出合格的答卷

　　健康报：当前不太和谐的医患关系让一些医生觉得悲观。有人觉得，医患不和谐不能怪医生，体制机制上的问题还有待深究。在改善医患关系方面，您认为医生应该有哪些作为？

　　胡大一：在一次评审高级职称的会议上，我听到一名医生自豪地说他最近10年都没有戴过听诊器。当时我就纳闷了，我真不知道不用听诊器他是如何当心脏科医生的。由此可见，医学的很多最基本的东西被我们忽视了。现在，个别医生在做完介入手术后都不知道患者多大年龄。

　　我还听说过这样一种说法，说医生的生存法则就是“能救能不救的一定不救，该查不该查的一定得查”。这是一种完全消极的自我保护思想，会使矛盾越来越激化。在这里，我想谈谈医生的同情心和责任感。如果你是一名医生，还担任着科室主任等职务，就会有各种“利益代表”找上你，就会有各种考验让你纠结。只有时时考虑到患者利益和公众健康，你才能交出合格的答卷。

　　绝大多数看我的门诊的病人都很满意。如果我看不好，我会直接告诉病人，然后帮他约其他教授看，并请他看好之后有机会的话告诉我。这也是我学习的过程。医生也不是万能的，大量医学知识对我来讲也是未知数，但我懂得跟患者要用心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