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健康报》以题为《福建长汀：放权激活卫生院》报道了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通过“一归口、三下放”模式激活了乡镇卫生院，基本形成了“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疑难重症转大医院”的就医格局。其中，新桥中心卫生院“离县城只有13公里，覆盖人口仅3.4万，新桥卫生院在院长戴秋林的带领下，2014年的业务收入突破2000万元大关，职工人数也从2007年的20多人增加到228人。”河田中心卫生院“凭借康复专科这个增长点，全院的业务收入已从2008年的300多万元增加到去年的2000多万元。”数据显示，“该县乡镇卫生院的业务收入由2008年的3308.6万元，增加至2014年的11407.79万元，增长244.77%。2015年上半年，该县卫生院业务收入为6716.23万元，同比又增长16.72%。作为仅有52万人口的扶贫开发县，长汀县的18家乡镇卫生院中，有4家卫生院的总收入超过1000万元。”

　　看到这一系列的“可喜数据”时， 不由得想到一个日益严峻的问题，医改难走出“放开则过度膨胀，紧缩则缺医少药”的怪圈。曾经的“神木医改”推崇病人交纳400元“门槛费”后，住院费用全报销，那怕达到50万元，病人也一分不出。按理说，这样的经济后盾足以让村民不再担心“看不起病”。可是，推行2年后，连该县唯一的公立医院--县人民医院都摆不脱“过度诊疗”枷锁，很多习惯“在医院养生”村民甚至把医院当家，一去不复返。最终，不得不宣告“神木医改”失败，该县相关负责人表示，错就错在免费诊疗。

　　要多少经费才能让老百姓感觉“看得起病”？病人每次看病支付多少经费才算合理？什么标准才能衡量医生跟病人的诊疗、用药百分百合理？可以说，这些问题绝对没有一个人人都觉得正确答案。最终导致医改不仅仅是“世界性难题”，更是国内着名的“摸石头过河”经验。一家乡镇卫生院八年时间，医务人员从20多人增加到220多人，年业务收入从300多万元增加到2000多万元。表象上看，这样的卫生院发展确实可歌可泣。深层次看，这样的卫生院发展模式或许是灾难性发展。首先，卫生院发展成具有220多人规模化的“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仅覆盖1至3万多人口，若不吸引外来病患，定然“过度扩张”了；若吸引了外来以及周边病患，周边又有多少医疗机构倒逼或业务严重下滑呢？若没有，是否存在“过度诊疗”嫌疑？其次，52万人口的县内，乡镇卫生院总收入八年内从3300多万元增加到1亿多，是外来病患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是医保金或者说病患被多支出了？还有，增加那么多病人和业务收入，是否与卫生院医务人员技术水平相等呢？若没相等专业医务人员，乡镇卫生院医生是否有意无意地帮助病患“生病”，变相地滥用诊疗、药物，甚至有套取医保金嫌疑？

　　当地卫生部门明确表示，要完善审计监督制度，借助新农合监管平台重点查处不合理收费，以及加强卫生院内部管理等常规约束机制。并将进一步加强监管，创新监督机制，确保乡镇卫生院既不吃大锅饭，也不“见钱眼开”。到底有多少人不会“见钱眼开”呢？其实，是人都有自私一面，“见钱眼开”或许是本能，如何让医务人员不再病人身上和医保库里“淘金”，考验着管理者和决策者智慧。不过，像长汀这种卫生院几年时间翻了十倍规模，业务收入水涨船高的现象，是否存在“过度膨胀”，还需时间验证。

　　笔者认为，乡镇卫生院“放权”问题，不应该只顾及“放”，还应该考虑“量”，卫生院无限制膨胀发展，得看乡村医生、村民、医保金以及普通疾病流行病学资料等是否允许、满不满意。我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来，日益严峻的“过度诊疗”问题有目共睹，其后果不言而喻，别让“放权卫生院”成为老百姓伤不起的“过度诊疗膨胀”。

　　文章作者首发于《中国社区卫生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