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一名女职工因病在北医三院去世，中国科学院理化所发布公函与北医三院交涉;北医三院指称死者家属打砸物品，追打医务人员。中科院理化所公函中就交涉解释称是 “本着尊重生命，死者为大的原则”。

　　“死者为大”这种传统说法，根源于我们民族的死亡文化。中华民族是没有死亡准备的民族。其他民族有死后轮回或者上天堂的信仰，而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相信长生不死。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有亲友离世，中国人的情绪往往起伏剧烈，震惊、愤怒感强烈。这种情绪化对待亲友死亡的方式，一旦与死因或者生前冲突相互碰撞，处理矛盾的原则往往是死者为大。

　　尊重生命不等于死者为大。生命是平等的，不因为某个生命走向结束，就比其他活着的生命更重要;医生是生命，其他等待抢救的病患也是生命。不能因为死者为大，家属就可以借此发泄情绪追打医生，干扰医院的正常工作。

　　“死者为大”、”死亡有理”是当前医闹理直气壮的理由。因为“人死在你们医院”，家属的悲愤必须发泄，首当其冲的是刚刚奋力抢救病人的医护人员。

　　家属追究亲友的死因合情合理，但不能以死者为“大”，压倒一切。应该坚持尊重生命，法律为大，这是对逝者生命的尊重，也是对其权益的合法维护。提死者为大意含凌驾甚至对抗法律，从而干扰合法维护死者权益，只满足了生者的情绪发泄。

　　在西方，军队和医院都有神父沟通缓解情绪。而中国是个无神论国家，死亡确实更难被中国人接受。中国是个以家为大的社会，医生不但应该尊重病人，也应该尊重家属，做好死亡沟通。“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是美国医生克鲁特的墓志铭，而很多中国医生的确缺乏安慰能力，这是中国的医学教育缺陷造成的。一个合格的医生需要兼具人文的心灵和科学的头脑。国外医科学生都要先到综合性大学学习三到四年的人文科学。而我们的医科学生从高中直接进入医学院学习，没有接受过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教育，与人沟通能力确实存在训练空白。

　　从现场处理来说，无论是突发死亡还是有段病危期，医生都尤其要迅速、耐心地与患者家属中的舆论领袖做好说服工作。同时我建议，鉴于家属在现场可能的恐慌、愤怒和对医生的不信任，最好有律师到场，向家属讲明权利和追查死因、鉴定以至起诉的法律程序。

　　医患是战胜病痛的共同体。共同体基于充分的信任。忽视医疗公益属性的多次医改、莆田系等承包医院科室和办医院，以及百度医疗广告竞价排名等不良行为，消耗了医疗行业信任资本。医患双方如何建立信任？有医生告诉病人：“我不一定能治好你的病，但我一定好好治你的病”，无论言行举止，无论时间多久，他首先要给患者一个信任自己的理由。又如今医患关系紧张，疾病复杂多变，运用新技术新手段风险高，不少治疗尤其手术治疗其实是在冒险，为了救病人医生随时在冒险，许多医生要反复掂量，犹豫不决，而患者经常命在旦夕。此时，医生最需要为患者冒险的理由：一种来自患者及家属的真诚信任和鼓励。(作者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