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则“医生炫富”的故事，成为新旧媒体的热点。一位成都的医生在网上晒出万元羽绒服，一下子火了。后来，他又继续炫富，爆出自己年入百万，这其中，其在三甲医院任职的工资为20万，各种医疗相关兼职收入（医院坐诊、多点执业、线上咨询、外出讲学等）20万，其他属于非医疗相关型的收入。

　　炫富行为常常是手机网络热点。同以往常常是一些“美美”炫富不同，这一次是医生炫富，引发万众关注。不少人原本一拥而上，企图狂喷炫富医生，但看完帖子，改成狂赞。好在炫富者貌似没有开通“打赏”功能，否则就会热点多多，火花四溅了。

　　这出连续剧竟然惊动了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的关注，发表署名文章定调“用真本事换干净钱，让阳光收入更丰厚，是对医疗行业、医生职业的正向激励”。满满的正能量。

　　然而，往日一向居高临下的《人民日报》这一次却没有做到高屋建瓴。挣干净钱，无论多寡，是任何行业的底线。凭本职工作挣干净钱能否成为一个社会的高收入者，往往是一个社会中制度结构和价值结构的体现。问题在于，当今中国，医务工作者能凭自己的医疗本事成为高收入者吗？

　　多数国人（包括那些以喷美国为职业的人）还是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是正常国家（所以整天盯着人家），而在那里，房地产开放商并非都是最富者，而医生却普遍都是高收入者。要知道，所谓医生成为高收入者，指的是其凭本职工作的收入，而不是如“炫富医生”所炫的“投资”和“炒房”收入。

　　实际上，“炫富医生”是主任医师，那是医疗界的正高职称，相当于大学中的正教授。“炫富医生”所任职的医院是三甲医院，如果对应于高校，大体上也是知名大学了。要知道，在很多高校，尤其是在211大学，正教授从学校里领取出来的本职工作收入，已经远不止20万了。现在，有些新入职的助理教授，也能有20万年薪了（自己凭本事所挣的稿费、讲课、咨询收入都不算）。

　　笔者在以往的文章和演讲中多次指出，医生成为高收入阶层的社会，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在发达国家，医生平均收入大体上是社会平均收入的两三倍；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是五六倍。（倘若没有这么多，不少发展中国家的医生就会跑到发达国家去。）这里所说的是医疗工作收入，不是非医疗收入。

　　11月30日，我的微信公众号（顾昕，BEIDA-guxin）推出了“通向‘公益性’的天堂-地狱之路”一文，在封面摘要中有这样一句话：“让医务人员成为整个社会中的高收入者，才符合百姓的利益，才具有公益性。”12月1日，微信公众号“看医界”在转推拙文的时候，将文章标题改为“让医护成为高收入者才具有公益性”。

　　笔者有此主张，绝非与医疗行业有何利益瓜葛。笔者家人和亲属，仅有一位姨夫是医生（在企业医院工作），早已退休。不仅没有医生，而且所有家人亲属中，都没有在涉及医疗的任何行业中就业。

　　笔者之所以提出这一主张，唯一的原因在于我自认为自己还不糊涂。如果医生不成为高收入者，那么青年才俊们就不会热衷于学医，最后倒霉的还是我们自己。我考虑的是自己，属于“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大家都知道，当今中国的高考牛人，都喜欢学金融、房地产之类。我们的医学院，连招生都困难。这样的社会，糟糕无比。

　　搞好全民医保，才是重中之重，才是鱼和熊掌兼得之道

　　那么，真正的问题来了。医务人员如果凭医疗服务都成为高收入者，那么“钱从哪里来？”一位读者在“看医界”拙文下留言，提出了这一质疑。

　　这才是“炫富医生”成为网红的真正原因。在医患关系紧张而且看病贵的问题依然困扰中国的今天，令手机族们血脉贲张的是，“炫富医生”的财富是不是来自患者的腰包？

　　当他们发现事情不是如此，“炫富医生”本职工作收入仅区区20万，自然就会由“喷子”转变为“赞子”。想一想，如果“炫富医生”的本职工作收入是100万，剧情会发生什么样的转变？口水洪灾一定会爆发。

　　中国医生通过其本职正常的医疗工作，根本不可能成为高收入者，而且国人对此也无法接受，这才是中国的国情。谁都知道，中国的国情，绝大多数都是令人愤怒或无奈的。以脚投票移民到国外，才是对国情的真正反应。整天在键盘上对国情加以述说和分析的，很多都属无奈中无奈。

　　那么，医生高收入，与百姓看病不贵，是不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笔者其实早已多次说明了这一点，也曾在“看医界”拙文下留言，简要回答提问读者的质疑。

　　百姓看病贵不贵，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全民医保。只有建立了保障水平恰当的医疗保障体系，让老百姓平时缴纳小钱，看病治病时也自付小钱，而让医保机构支付医疗费用的大头（至少是80%），看病贵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全民医保的要害，就是让患者看病治病没有经济担忧。全民医保的另一个要害，就是让所有人都能享有医疗保障。因此，笔者自2005年卷入中国新医改争论以来始终一贯的主张是，全民医保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全民医保却是万万不能的。

　　那么，何为“保障水平恰当”？其实，这意味着医保机构向医疗机构的支付水平，能保障医务人员的收入达到一个适当的水平，这其中主任医师的本职工作收入大体上应该是可比的高校教授本职工作收入的两三倍。

　　当今中国医保的筹资水平和支付水平是否适当？当然不是。在世界各国，卫生总费用中的大头是医保支付。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在6%上下，属于世界平均水平，而在中国所属的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这个比重基本上在8-10%。中国在很多事情上倾举国之力在世界上争先，为什么不在全民医保上争一争先呢？全民医保体系的建设，那可是关涉到健康中国（不管哪一年）的关键性制度安排。不在制度安排上下功夫，空喊口号是无法治国的。

　　除了医保筹资水平和支付水平的提高之外，无论何种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收入，都不应受到政府人事工资制度的管控。医疗机构之间必须展开竞争，以其良好的医术和服务，竞取来自医保机构的支付。医疗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在于公立医院去行政化。可是，弔诡的是，这一点明明写入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党的精神也宣讲过无数次，但是，卫生行政部门把党的精神落实了吗？医保支付制度也需要改革，想出“聪明的”办法，让那些为百姓提供高性价比服务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获得更高的收入。

　　以上所说，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包括不少发展中国家，早已成为现实。以上所说，也早已成为中国各级政府新医改官方文件中语句，也早已成为顶层设计的方案内容。但是，在中国，要推进任何真正的改革，难入上青天。笔者在拙公众号推出的“药改十日谈”系列文章，剑指政府对医疗行业所实施的各种荒谬管制。医改的核心内容，就在于改政府。这句话，即便是政府高层也常常挂在嘴边。抽象的呼吁，人人都欢呼。（这类事情，某些院士和专家在“两会”期间特别喜欢做。）但是，一旦有学者具体指出哪些政府所为应该改，那就一定会遭到政府官员的白眼，甚至是背后捅刀子。

　　至于全民医保体系的诸多细节，例如究竟是全民医疗保险好，还是全民公费医疗好，都是值得细细加以探讨的事情。“看医界”拙文有留言认为：“医保基金其实就像福利彩票的奖金池，中奖的注数多了，那么每注奖金就相应降低了”。但实际上，医保支付的方法与彩金分配的方法有天壤之别。这属于医保支付制度改革的范畴，内容较多，笔者在学术论文和媒体文章早已有所讨论，以后有机会再在本微信公众号中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