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也称家庭医生（Family Physician/Family Doctor），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18-19世纪在西方国家出现，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医学模式、健康观念的逐步转变，20世纪50-60年代开始真正得以快速发展。截止目前，全世界已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全科医生制度。全科医生主要提供预防保健、常见病多发病诊疗、危急重症转诊、康复治疗和慢性病等重点人群健康管理一体化、连续化服务，是城乡居民健康的“守门人”。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全科医生组织在一份合作文件中曾指出：“任何国家的医疗卫生系统若不是以接受过良好训练的全科医生为基础，注定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引入全科医生的概念，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于1993年成立，然而至今没有形成统一有效的全科医生制度。199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下发《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做出“加快发展全科医学，大力培养全科医生”的重要决策。201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对我国建立全科医生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基本形成统一规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和首诊在社区的服务模式，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居民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但是，我国全科医生队伍的现状仍然是数量不足、质量不高、培养不善、管理不严、激励不够，没有真正承担起居民“健康守门人”的角色。

　　整合医学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医学回归以人为本的本质属性。新型全科医生的评价制度不应侧重于能看多少疾病，掌握多少技术，发表多少论文，而是应该看他们能否运用整合医学的方法提升人群的健康程度，以及对整合医学的创新发展有何贡献。评价指标可以选取社区人群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发病率、转诊的正确率、医疗费用的成本效益比等等，或者将各种指标综合成一个“人群健康指数”，类似于英国对全科医生考核中的质量与结果框架（Quality and Outcomes Framework，QOF）。与评价制度相对应的激励制度自然需要进行配套改革。专科医生的工作按项目定价是为了刺激他们的技术创新和发明创造，新型全科医生如果也按服务项目进行收费，显然不能准确定价他们综合性的管理工作，还会产生诸多不良问题。我们需要采取打包定价和风险溢价等方式来真实有效地反映新型全科医生的工作结果和质量。

　　整合医学是未来医学发展的必然方向和必由之路。全科医生必须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乘势而上，努力实现转型，方能在变中求胜、变中求生。具备整合医学素养的新型全科医生必将在我国医疗卫生改革的攻坚克难中，为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贡献巨大的力量。

　　作者单位：第四军医大学西京消化病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