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

　　关键不是去改变世界，

　　而是去解释世界。”

　　为什么我们不相信医生了？为什么医疗改革问题成为几乎所有人都很难满意的事情——而且不论在医患哪一方来说都是如此？

　　医疗是一种特殊的服务：我花两千块钱买一台电视，这个电视大概什么质量、性能，我心里有杆秤，很容易判别出来是不是朝我多要钱了？收费是不是合理？但是对于医疗来说，相对于它那个服务来说，他有时候坑了我，我都觉得他对我很好。他有时候其实对我很好，我反而不理解他。这是很正常的。

　　比如说有一些老年的癌症（患者），本来其实就无药可救了。但是，有的医生可能告诉你无药可救了，回家吧，你可能觉得不好；有的医生可能让你再花个 100 万，浪费（钱）撒进去，你反而觉得这个医生很尽责任。正是因为有这种信息不对称，医疗行业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不知道对这个服务怎么定价？你不信任我，我不信任你，怎么办？这会有什么结果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它很自然地会带来一个比较强的管制需求，需要一个第三方力量。而这个第三方力量介入了之后，监督医生超额收费。你朝我多收钱了？我不知道，但这个监督性力量可能知道。这个第三方力量可能形成制约。

　　这种管制力量可能解决了（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让我们达成交易。但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它吃完原告、吃被告，最终陷入恶性循环。它对医生也形成了管制，对我也带来了很多不便措施，让（医患）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它成了一个独立利益群体。第三方这种利益群体的存在，好像又让人们觉得离开它不行似的，它是在帮我们俩。事实上它是在帮我们俩吗？实际上是它让我们俩的情况搞这么糟的。我们本来 100 块钱可以达成交易，（变成）它要收我 50 ，我要出 150 ，你得不到 100 ，你也要给他交租金，可能就变成这种情况了。

　　遏制管制欲望的办法有多种，其中一个就是建立信任。这就不止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和社会评价体系的问题。

　　日本很缺医生。相对于需求，它的医生数量不多。从医学院开始，它供应出来的医生，数量非常有限。然后每个医生特别敬业，日本医生比其他地方医生工作时间要多得多，但是日本的患者去医生那里看病，从来不怀疑医生。它通过它的行业自律，通过它其实很奇特的一些规制，让大家对医生这个职业有很强的信任。你信他就行了，别想那么多。他通过他过去长时间声誉的积累，让（患者）觉得他是值得信任的，他不会欺骗你。（日本）通过这种方式来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因此说，一个好医院的标准是什么？是在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这些问题背后，是否具备更多的向善之心。

　　（作者：张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