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一位护士哮喘发病，居家服药不能缓解，遭遇数家医院急诊停诊，饮恨受难于疫情中。

　　这个不幸事件，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因为这位护士在疫情的辛苦，也避免更多人遭受。

　　该事件引出另类“三医联动”：医政医管、公共卫生、医疗服务

　　第一，表面是医政医管事务，实际上与疾控局工作干系重大。“疫情期间治疗、急诊”本身受疫情影响较多，属于特殊时期、专有条件下的“疾病预防控制”。

　　第二，疾控局必须参与对类似事件风险、治疗需求的规划治理。这些事情因疾控局工作需要而起，且医政医管在此时一般照顾不周，掌握“各方信息”不对称。

　　第三，“疫情期间治疗、急诊”兼顾抗疫要求、民生需要，困难而正确。要有科学方法，不简单是多条队伍、多块牌子、多放点预算，必须专精，负起责任。

　　第四，回顾本次事件，不单纯是个别医院的困难，不单纯是上海出现的问题，不单纯是卫健系统的责任。长期要看怎么解决？谁来负主要责任，才更加可靠。

　　第五，尊重医学教育及医疗服务，服从于医生良知、认知、能力。多少地方卫健委主任因抗疫不力被问责，有些冤枉。不力的主要原因在机制，而不在个人。

　　第六，本次事件之后，仍没有形成一套机制。缺少另类“三医联动”，则缺少组织碰撞，不能得出结果和经验，不能升为原则和法律。法律要讲过程成本的。

　　该事件促进“薪酬分配”落地：医护权益、患者权益、共同利益

　　第一，防治法对事权谈得多，对财权讲得少。企业不应暴利，哪怕是被动。医护勿总奉献，哪怕愿主动。

　　第二，抗疫工作对规定强调得多，对道义关注得少。见死不救？似乎有道理。救了有啥好？可能受批评？

　　第三，救死扶伤在任何时候不仅是“好心”，本质看，更是患者的权益、利益，也是医护的权益、利益。

　　第四，十三五医改，从医护抢走了多少待遇，十四五需要还回来一些。理性照顾好医护，感性服务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