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解决好公立医院合理补偿问题，就要善于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作用，也就是说可以考虑采取分类施策的原则：在与人民生命健康息息相关、技术含量高、外部性强、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应当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而非临床必须、非医疗、与个人偏好和支付能力密切相关的多层次保健服务需求，则可以参考新加坡的经验，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关于连续亏本的公立医院

　　对任何医院从外部观察，主要关注的重点方面包括但不限于：投资金额、建设进展、运营效能、经营产出（重视财务价值、不忽视业务价值）、市值（如涉及上市情况）。

　　对连续亏本的公立医院，应理解：要为之寻找一本较清楚的账，而非继续混淆一本较模糊的账。投资和建设使很多医院在很多年亏损，运营和产出常能看出另一番意义。

　　根据《2021年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医护人员增长56.4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量首超美国。诊疗人次逐渐恢复至疫情前；三级医院承担60%诊疗量。

　　医护人员增长，既能形成亏损，又能带来盈利。更多人才成为医护人员，不仅有自然增长、政策引导，也反映着市场选择、主体选择、个人选择。

　　三级医院承担60%诊疗量，既说明分级诊疗任重道远，也证明较高等级医院“小日子”仍相对滋润。这为“连续亏本的公立医院”是谁、有多少、在哪里，打下一个深邃的问号。

　　纵观已经过去的、即将到来的持续深化医改，当前乃是较高等级医院“最幸福的一段时光”。这其中主要是公立三甲医院，他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必须连续亏本呢？

　　很不幸，“连续亏本的公立医院”大有人在，造成原因五花八门，它们中有很多主体突破了高质量发展的底线的底线，一些主体根本无法顺应医改的规定动作，弊病显露无疑。

　　“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应当如何切入？

　　7月22日，国家卫健委举行“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我们这十年”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1场，体制改革司负责人提出：逐步提高人员薪酬中固定部分的比例；适当地提高低年资医生的薪酬水平。

　　笔者感触：

　　“适当地提高低年资医生的薪酬水平”是旗帜鲜明地有所倾斜。这将从运营中切分更多蛋糕，也带来连锁反应。最直接地，高年资医生要争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的机会、要争取特需医疗服务资格及份额的机会、要争取多层次医疗保障的支付机会。

　　“三级医院承担60%诊疗量”是毫无疑义地需要变革。这将从建设和运营中切分更多资源，使“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战略既定、方向已明，不至于再度迷失。因此，从国家层面要建设区域医疗中心，从地方层面要加大分级诊疗的资源倾斜下沉。

　　对“更好发挥作用的”的政府部门来说：补建设要精准，要分层分类，精准到点子上；特别地，还要重视补充建设，只为紧迫、重要的主体优先赋予宝贵预算支持；补运营要看投入产出效率效益，要看结构转型调整，要看区域全局格局，要策略。

　　各地财政部门、卫健部门、医保部门围绕这些命题要有鲜明的施政纲领、政策说明，要有专业意见及甄别能力，要承担大量的微观调研、考评任务。在此场景内，地区比较比国际比较重要。做好地区比较和借鉴，实现“既要”“又要”“还要”。

　　财政医保卫健协同高质量发展

　　笔者感触：

　　“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背景下：

　　一是财政部门不能和医保部门唱反调，医保部门紧巴巴从一些主体里抠省下来的，这些主体跑到财政部门一顿哭闹，财政部门不忍又发糖安慰，事情就做拧巴做乱套了。

　　二是财政部门不应使主体感到可躺平，任何一项专项预算或亏空填补，不是永远都从天上掉馅饼，不存在“大而不倒”，任何一项预算都应当设置仍available的时间表。

　　三是医保部门与财政部门开创好局面，患者就是不愿去较低等级医院就医，怎么办？医保部门、财政部门只有勠力同心、合理引导，才不至于两张皮，正确方向做错事。

　　四是医保部门努力的工具不止于待遇，借助打包付费方式、新增医疗服务项目等，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遵循健康中国行动倡议，医保部门、财政部门有很多尝试可以做。

　　五是从经济管理逐步过渡到管理经济，经济学的超级大事需要落在管理上，管理呈现的经济性在相对更微观层面。这个实干过程很伟大，它将宏观意涵最终能落在微观。

　　六是让连续亏本的公立医院不寒而栗，先辨别清楚量的原因、质的原因、价的原因。再辨别清楚最可行必要的高质量发展下步措施。可能是赋能可能是查办可能是问责。

　　感谢刘远立老师对本文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