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正准备全力推动名为《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f 2022》的法案落地。希望通过“谈判降价”及“价格涨幅不得超过通货膨胀”等多个组合拳的形式达到医保控费目的，直接影响金额或达2000亿美金。

　　针对的主要是“老药”：未受到仿制药（类似药）冲击，上市时间达到7年的小分子药物，或者上市时间达到11年的大分子药物。

　　充分考虑了大小分子药物研发难度的差异。但总体上来说，都是上市时间越长，谈判价格降幅越大。具体来看，分为三种类型：

　　批准年限未到12年的创新药，谈判价格上限是平均价格的75%；

　　批准年限为12-16年的创新药，谈判价格上限是平均价格的65%；

　　批准年前超过16年的创新药，谈判价格上限是平均价格的40%。

　　只有Medicare Part D以及Part B销售额位居前50的创新药会被纳入其中。

　　笔者感触：

　　美国药价虚高现象严重，却是：高得过高、低得过低。

　　这不全是消费端导致的，投资端、流通端的影响很重。

　　所以，美国搞药价改革对“高得过高”的部分施策，与我国搞药价改革对“高得过高”的部分施策，命题比较相似。

　　看美国药价改革最新方案的上述介绍，感觉比较粗放。

　　对我们的启示是：可以拿来对付我们集采外的一些药。

　　假如美国没公布这套方案或没落实这套方案，我们这样操作还会遭遇很多产业界舆论，从发达市场传播而来更好办。

　　想象地说一句：中国药价改革可能促使美国进程加快。

　　当我们反过来又从美国方案里借鉴并应用于集采以外，这就像一环套着新一环，我们既有机制创新，也有机制模仿。

　　国内药耗集采原来被认为是一项政策，几年多批次进入常态化，才演变为一个局部市场，并能够影响到全局的市场。

　　这是集采组织方从“小气”到“大器”的过程。到“大器”的阶段，就不能不综合考虑政策对市场、产业影响问题。

　　具体建议：

　　一是对集采外的药品，可以借鉴美国方案的粗方管理做法，这相当于增加了临时手段、临时效率；

　　二是对大小分子药物可以采取与美国方案不同的引导理念，毕竟中美两国在供需竞争上多有不同；

　　三是对小分子药物等的自由定价的合理年限，综合运用集采、谈判等工具，发挥好主被动的衔接。

　　感谢氨基观察平台对本文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