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在国家医保药品目录中，增设创新药目录，优点包括：

　　第一，放慢创新药进入乙类目录的速度，控制医保基金的支出。乙类目录实际报销比例较高，而新目录报销比例较低（且有数额上限），为满足医保基金控费需要，可以将更多的新药纳入新的创新药或特药目录，而非乙类目录。

　　第二，根据真实世界的数据来做决定，而不是等新药一上市就马上做决定。医保部门可以要求企业先进新目录，两年之后再进乙类目录，两年后在谈判乙类目录时，有真实世界数据的药品优先考虑。与直接在乙类目录中纳入刚上市新药相比，有真实世界数据作为参考，更加稳妥可靠。

　　第三，鼓励医药产业的发展，促进创新。进入创新药医保目录能够增加销售机会，药企小幅或中幅降价，多了一个价格缓冲期。

　　第四，该目录有可能“替代”各地惠民保的特药目录。国家医保部门在医保目录药品谈判方面的专业议价能力有目共睹，较之各地惠民保，在特药目录上的谈判优势更为明显。

　　笔者感触：

　　“增设创新药目录，采取较低报销比例”的副作用：一是医保报销少一点，患者自负多一点，药品价格贵一点。此时，医保、商保可能均成为新药价格虚高的“助纣为虐”。二是可能弱化创新药之间在同一时期的市场竞争，并弱化国家医保部门的买方市场的谈判地位。三是医保报销少一点，药企认为无所谓？无所谓为什么还要率先进创新药目录呢？或者说有一点所谓？那么鸡肋不鸡肋，有没有可能始乱终弃？“增设创新药目录”看起来很像为一块经营阵地做不成熟的讨价还价。四是创新药的市场开拓时间宝贵，医保报销少一点，有可能使参保者更少用了。正式进入医保乙类目录晚一点，有可能耽误了创新药最新上市的那几年。

　　“根据真实世界的数据来做决定，而不是等新药一上市就马上做决定”的副作用：当断不断，必受其乱。药品审评时的临床试验报告，也是一种真实世界证据。是最严格、管用的真实数据。鼓励药品上市后的临床综合评价，但目前不能过度倚赖。以九七一为例，进入医保目录后的真实世界证据，行还是不行？假如不行，就该剔除。而“增设创新药目录”拉长了这个试金石的过程，可能导致“不行也行”。就像连花清瘟，反正货都卖了、钱都赚了，行与不行的，还有那么重要么？这某种意义上，容易是一种变相“放水”“扩招”“撒胡椒面”。

　　“增设创新药目录，药企小幅或中幅降价，多了一个价格缓冲期”的副作用：这种降价预期，是比较典型的更加依靠管理力度，而弱化了依靠准入机制。一旦管理不强、不严、不坚决，效率和质量就相对不高。“鼓励医药产业的发展”可以更多依靠支付方式（包括除外支付）、支付标准。哪怕谈判成功的价格高一点，轻易不要对报销待遇做特殊安排。既容易把医保自己搞晕，也容易把参保者用药的性价比认知搞晕。

　　“增设创新药目录，可能替代各地惠民保的特药目录”的副作用：商保目录还搞不搞？各地惠民保的特药目录与国家医保药品目录的递进关系，还要不要？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坚持“应保尽保、保障基本”“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管理锥度与全面放开之间抉择，目前还应坚决坚持审慎原则。我们就是看管市场效率质量，盯紧改革关键问题。对B松懈，就是对C犯罪。甚至对B松懈，也是对B的竞争、进化不负责任。

　　我们对创新药无法全部集采、暂时放弃一些集采了。如果对创新药医保谈判也加以放松，另辟蹊径？

　　举例：罕见病用药的医保谈判有成功有失败，即便对于没谈成功的，国家医保部门仍吊着药企胃口。能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是所有药企、药品的一个愿望。在此之前，尽可以争取先进入基药、特药目录。创新药需要加强审评、评价的专业性，这些专业性的证明，可能来自医药、可能来自医疗，是传球。医保来接球，可以准入，也可能拒绝。不怕出现争议，某种意义上，争议越多越好，争议也利于效率。

　　医保管待遇，待遇不绝对意味着用多少多少的创新药。对疾病救治来说，老药与创新药有平等地位。主要看疗效、看性价比、看经济承受能力。不是新上市就如何如何好；需要很多仿制药很多首仿药。这样才是最大绩优高效。国产创新药也要讲药物经济学比较，不行的不要。很贵的，需要先出海外。像百济神州、恒瑞、石药、科伦，等等等等，该出海就出海。国家打造的全球经商环境该用就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