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研究显示，美国每年约有80万人因误诊而出现严重伤害，包括37.1万人死于误诊，42.4万人出现脑损伤、失明、肢体或器官功能丧失等永久性残疾。相比之下，我国缺少误诊相关的全国性数据。早年数据显示，10年间总体文献误诊率为27.89%。就后果看，误诊导致误治、使病情恶化致残甚至死亡者，占总数的4.14%，与美国相仿。

　　医疗事故属于行政法概念，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其发生是基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过失行为，导致受害人的受损状况达到一定鉴定标准。如果患方仅要求医院承担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应做医疗损害鉴定。

　　在疾病诊断前期引入人工智能、远程医疗等手段，也有助于降低误诊情况。根据前述BMJ研究，如果排名靠前的5类疾病误诊数能下降50%，可以避免15万例严重永久性残疾或死亡，每年节省医疗开支达千亿美元。

　　笔者感触：

　　第一，第二诊断是必要发生的，特别是从患者感受来看。第二诊断的触发条件及时间，可以按照“频率灵活、多次诊断”，也可以按照“诊断回顾、纠偏补差”。总之，要引起原主诊医生，或新主诊医生对患者病情的临床重视。

　　第二，诊断回顾是及时避免在错误的治疗方向上执迷不悟。及时解决患者继续求医求助无门，既基于之前诊断，又超脱于之前诊断。某种意义上，这是富有进取性的就医随访落实，而这种落实是需要费用投入以及患者自主配合。

　　第三，缓解误诊误治，可以用有形的资源整合及服务方式。也可以化为无形的医疗行为更加负责。也可以就是普普通通的远程医疗、互联网问诊等，实现医疗网络内外的区块链接的医疗技术意见的交汇，可以基于检查结果互认。

　　第四，缓解误诊误治，就是回归严肃医疗、争取精准医疗。鉴于中美两国医疗业态存在类似的误诊误治现象，完全可以探索中美同业沟通。本质上，这就是医疗质量的高质量发展的加码。可以探索商业模式，特别是支付方干预。

　　感谢医学界平台对本文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