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多是执政官员的受贿载体，目的简单明了，或升官，或发财，而医界“红包”却与其不同，它是满意疗效的情感表达、法律诉讼的需要及对某种高精医疗技术的需求及主管医师责任心的期盼，尤其后者是绝大多数“红包”的方向所指。大多数“红包”产生并流行于大医院，这些年随着医保又在基层医院滋生；随着“红包”数量及含量的增加与覆盖面的扩大，就不禁让人对“红包”有了变性的思考，因为它严重侵害损毁了医院的信誉，在患者及社会中诟病，医院、医疗、医生均成为公众背后唾骂的污点。


　　政府也为此出台政策制度给予治理，比如开展签订医患拒收拒送“红包”协议活动，公开透明制止“红包”的泛滥。 但效果如何呢？一纸拒收拒送“红包”协议书就真的能消除制止“红包”的滋生与流行么？


　　恐怕不一定。


　　其实大凡医疗管理者均知道“红包”背后秘笈，收受“红包”者认为是劳务报酬不足的补贴，而这条“暗道”不排除与医疗管理机制体制存在严重弊端有关。        .


　　业内人士均知，为缓解“看病贵”,政府做了大量工作，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狠压药占比、实行药品零加价销售等，但给医务工作者的劳务报酬带来影响，于是，部分持有高精技术的医生就接受“红包”来增收。医院的正常运行靠的是药品销售、医疗服务收入及政府财政补贴三条途径注能，而实行零加价后，医院的支配就需要医疗服务与政府财政来保驾护航，但现实中许多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力度小，或不到位，补贴迟缓，这让医院只有将主要精力用到加大医疗服务量上 ,于是过度医疗便应运而生并逐渐膨胀；政府为此也下大力气想方设法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上做文章，尽力减少患者的医疗消费和自负量，除了分级诊疗中不同级别医院实行不同报销比外，今年又在医疗服务价格上努力调整；但价格的调整，影响面广，且直接涉及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及社会稳定， 稍有不慎出现差错，即失去其调整意义，重庆医疗价格调整影响了一些患者的治疗及生存，运行仅一周便喊停，便是很好的例证 ,说明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重要性，但截止目前，全国医疗价格调整尚无成功经验模式可行，这样，医院的合理服务价格还没有科学认定，缺乏合理的性价比，加上政府财政的卫生支出比例低，或不到位，或补偿迟缓，影响了医院的收入和医生的合理劳务报酬，因而便有了“红包”滋生。


　　而实际上，大医院专家也对“红包”恐惧，因为医学有别其它学科，有它复杂、不可猜性的神秘变化，同一种疾病在不同病人身上的表现可能有所不同，即便是高精医疗检查飞速发展的今天，误诊漏诊率仍保持在30%左右，与上世纪后叶基本相同，这为医疗纠纷、“医闹”埋下伏笔，同此，稍微有职业道德及责任心的医生是不会单为“红包”而损毁自己的名誉，断送自己行医之路，除非是收入与劳动价值有过分的差距；有经济学者就提出，医生的医疗服务收入理应是地域人群平均收入的3--5倍，而实际上许多基层医生的月均收入远不如打工者的收入；其中医疗管理机制体质问题是滋生“红包”的温床。


　　政府为此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让医患双方签订拒送拒收“红包”协议书，但其实毫无作用，也没有实际意义，正如有人的比喻， 医患签订拒收据送“红包”协议犹如让路人签订遵纪守法协议一样，任何人都会毫不迟疑的签字，但也不可能都会自觉去完全严格遵守，否则签了协议，法院长期休庭，不现实，是形式而已。如同一些高官台上倡导反腐。而暗地里仍接受贿赂，最终只有用法律惩罚落马入狱；而现实中，正是因为管理机制体制加上职业道德问题，医疗行业的合理性“红包”便大张旗鼓地在各处运营，比如会诊费，因基层医疗水平低，为了提高信誉（当然也不否认为达到治疗目的，让患者满意），许多地方医院主动动员患方邀请大医院专家会诊，而会诊费由患方支付，“红包”以会诊费的形式合乎情理的进入专家腰包，这其实便是官方对“红包”的纵容，也因此让“红包”有了发展势头


　　因此，要医生拒绝“红包”,要铲除“红包”的产生温床，关键是要用正确、正当、科学、合理的手法去控制它，治理它。笔者认为，一是必须打破现有医疗管理机制体制弊端，让公立医院走非盈利性之路为患者服务，二是实行医药分开，管办非开，支持民营医疗发展，扩大医疗竞争市场，减少“红包”活力与价值性。三是要扩大增加政府的卫生财政支出，保证补贴充足并及时到位，同时加大医保统筹数量，在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增加医保报销比例的同时，让医务工作者的正当合理劳务报酬有可靠的基础和后盾，使“红包”没有生命力，缺乏粘合性，失去可腐性。四是用刚性政策“下沉”大医院剩余优质医疗资源到基层，同时大力加强提高基层医疗水平，重视发展运程医疗等，以此提高基层的综合医疗实力，这样就能让基层医院有充分的分级诊疗功能，满足基层患者对先进医疗的渴望与追求，打消他们送“红包”念头，这也就拆掉了“红包”与高精技术专家的接受桥梁。当然也不能轻视继续加强对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提高职业责任心，让他们有救死扶伤奉献精神，用高精技术服务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