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首席专家邵一鸣6日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医疗卫生改革举步维艰，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总揽卫生全局的领导机制。”（3月6日新华网）

　　邵一鸣说，目前中国有10多个部委局参与卫生管理。

　　“比如，药品归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中的城市医保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管理。”他认为，“这种职能设置非常不合理，”“一些关系到全民健康的大事可能就会在部门之间的来回扯皮中化整为零，卫生改革的原动力也在低效率的反复协调间损耗。”他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卫生协调机构，起到统揽全局、落实重大政府决策的作用。他同时强调，医疗卫生界别的政协委员从2004年起就呼吁，把医疗卫生事业的核心职能整合回卫生部。“希望中央尽快建立全国卫生工作的高层领导机制。”

　　应当承认，医疗卫生改革不光是卫生部门的事，它涉及到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其它方方面面的参与。目前，医疗卫生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光是卫生部门的责任，其他相关部门也有责任。而在涉及到医疗卫生综合改革问题上，也确实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协调机构，来协调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加快政府决策的落实。

　　可是，3月4日，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高强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五次会议小组讨论后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2006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国家有关部委组成的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部际协调小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卫生部牵头，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等共15个部门参加。

　　既然国务院已经批准成立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协调机构，为什么还要建议成立高层领导机制？难道这个由国家发改委和卫生部牵头的机构格次还不高，权力还不集中？另外，为什么重提“把医疗卫生事业的核心职能整合回卫生部”？难道说卫生部门的权力小，不能总揽全局，影响改革的原动力？

　　再说，过去20年医疗改革所以步履维艰，主要原因是缺乏明确的改革目标，是抱着“先改改看”的心态，在摸着石头过河思路下进行的。由此形成了三个趋势：一是医疗保险的覆盖率过低、强制性不够、预防功能不强；二是政策上的放权和实际操作中的财务包干，为后期的医疗公益性下降和以药养医的医疗经营模式埋下了伏笔；三是政府投入比例过低，对医疗市场管理力度较弱，导致了原本因投入不足而采取的医疗机构完全市场化生存模式变为常态。这些都与相关部门责任的缺失有关，而不是权力是否集中的问题。

　　关于改革的方向和要解决的问题，国家已经明确态度，并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报告中明确提出，国务院已经组织力量抓紧制定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努力解决好广大群众关心的看病就医问题。并着重强调加大中央财政的投入，要着眼于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今年重点抓好四件事：一是积极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央财政安排补助资金101亿元，比去年增加58亿元；二是加快建设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城市卫生服务体系；三是启动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政府对困难群众给予必要的资助；四是做好重大传染病防治工作。为此，中央财政增加支出28亿元。

　　做好上述工作，实现既定的目标，当务之急是分解任务，落实责任，按照各自职能做好本职工作。即使一些部门之间存在扯皮现象，恐怕也是个别的，不存在职能不清的问题，出现问题由监察等部门进行问责就是了。即使有些工作需要协调，国务院批准成立的那个专门协调小组也能够胜任，如果再建立什么高层机制，那就只能是国务院了，而重大问题本身就是由国务院研究决定，还用另外成立什么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些部门工作没做好群众有意见时，不是认真检查自身履职履责情况，而习惯于在机构上做文章，动不动就提出垂直管理、提升格次、收回分出去的职能，否则就抱怨“不合理”，这表面上是为工作着想，其实质上是在争权争利，为本部门工作没能做好找借口。实践证明，最影响工作的就是频繁地进行机构调整，机构分来回去越折腾矛盾越大，对工作极其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