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神话中，潘多拉打开魔盒，释放出人世间的所有病毒恶疾，趁希望没有来得及释放时，潘多拉却照众神之父的旨意盖上了魔盒，把它永远锁在盒内。

从此人类不断地受到疾病的困扰，而希望却被潘多拉锁在了魔盒里面。为了寻找失去的希望，人类开始和疾病抗争。当初宙斯为了惩罚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找到火种，从而指示潘多拉打开了魔盒；而这一次，人类依靠科学家们找到了基因，潘多拉是否会再次打开魔盒呢？

基因战争的每一场战役，都始于科学家对自然的探索，始于人类对战胜疾病的希望寻觅过程。

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约翰逊（W. Johansen 1859～1927）在《精密遗传学原理》一书中正式提出“基因”概念。在此之前的19世纪60年代，遗传学家孟德尔提出了生物的性状是由遗传因子控制的观点，但却无法发现基因信息存在的载体。直到20世纪初期，遗传学家摩尔根通过果蝇的遗传实验，认识到基因存在于染色体上，得出了染色体是基因载体的结论。

对于基因载体的认识上升到DNA，则是在40年代以后。1944年 ，O.T.埃弗里等证实肺炎双球菌的转化因子是DNA，才首次用实验证明了基因的载体是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

与此同时，关于DNA结构的争论一直存在。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证实DNA是双螺旋结构，最终人们才认识到基因信息的本质是具有遗传效应的DNA片段。自此以后，人类开始把信息科学带入到生命科学中，疾病不仅能够被解释，还能够慢慢被征服。

人类从此征服自然不仅有了火种，还有了基因信息。人类开始进入基因战争的历史，始于1972年。

1972年11月，赫伯特·伯耶（Herbert Boyer）坐在一家食品店的临时餐桌上，匆忙着吃着熏牛肉三明治。此刻的他，脑子里面反复播放着刚刚在会议中听到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是一次美国和日本的科学家联合在夏威夷火奴鲁鲁举办的关于细菌质粒的会议，在夏威夷语中，火奴鲁鲁意指“屏蔽之湾”或“屏蔽之地”。因为早期本地盛产檀香木，而且大量运回中国，被华人称为檀香山。后来此类会议也被华人称为檀香山会议。

伯耶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系的助理教授，一直在校进行限制酶方面的工作，四年前开始锁定大肠杆菌作为研究目标。他从这种已经成为标准研究对象的细菌里面分离出一种重要的酶，根据命名原则称为EcoRI。他发现这种限制性内切酶可以在特定位置将DNA切开，并且还可以获得具有粘性末端的DNA片段。具有极其敏锐科学意识的他，下意识的觉得这种酶能够有巨大的应用价值，但是却一直不知从何下手。

此时的伯耶，看着手中的三明治，继续让自己的想象在游离中。

“为什么不能用你发现的酶改变DNA片段，然后用我的技术把这个片段运回到细菌里面呢？”科恩忽然间兴奋的喊起来，“好比把咱们的熏牛肉三明治里面的熏肉咬一口再放回去嘛！”

伯耶呼哧一下差点没有笑出来。这时他才从神游中回来，直直盯着对面坐着的科恩。史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刚刚在会议中做了一个报告，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科恩自己分离获得了携带对抗生素具有抗性的质粒，并将其重新整合到大肠杆菌内，从而实现了质粒的克隆。这位比自己大一岁的同行，也许能让伯耶发现的酶实现重要的应用价值也不一定呢。

谁也没有想到，这“咬一口放回去”竟成为基因工程时代的里程碑，而不仅能够“咬一口”，还能够“熏牛肉换成火腿肉”，也引发了日后的基因战争。

檀香山会议结束了，但是这两位科学家的对话并没有结束。食品店中两人的“头脑风暴”在各自回去以后，开始继续通过邮件进行。他们都意识到伯耶的酶可以为科恩的研究提供极有价值的工具，而科恩的质粒是进行DNA片段克隆的理想载体，互相欣赏使伯耶和科恩决定进行合作共同完成这个目标。四个月后两家实验室正式开始了合作，不久就完成生命科学史上一个极为重大的发现。

伯耶和科恩的联合小组首先将科恩提纯的两种大肠杆菌质粒在体外使用伯耶发现的限制性内切酶EcoRI实现了特异性切割，随后再利用连接酶使二者形成了一个重组质粒，然后将该质粒转移到大肠杆菌内，结果发现重组质粒在宿主内仍然可以复制和基因表达。随后他们又发现当将葡萄球菌的质粒转移到大肠杆菌后仍然可以具有复制能力，1973年二位科学家发表了他们的结果，这项成就宣告基因工程的诞生，因为这是第一次人类打破物种界限实现了基因转移。

伯耶和科恩的合作在科研领域是成功的，然而对于伯耶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伯耶出生在一个贫穷小镇上，父亲是一位煤矿和铁路工人。从小伯耶就有一颗不安定的心，每一次在他人生中所做的选择，都让这位曾经梦想未来成为橄榄球四分卫的小伙子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童年时期伯耶的橄榄球教练还是一位理科教师，非常擅长自然科学，在他的感召下伯耶逐渐对化学和物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使觉得做科学实验和打橄榄球一样具有吸引力。后来伯耶进入宾夕法尼亚的圣文森特学院开始了医学预科班的学习。如果说从橄榄球运动员的梦想变成医生的梦想是伯耶第一次人生转折的话，后来放弃医学投身遗传学，则是他人生的第二次抉择。这一次的抉择，源于伯耶被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在伦敦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故事所感动。伯耶深深被这个神秘并且充满了美感的DNA分子所感召，以至于将自己的宠物猫命名为沃森和克里克。从此以后，伯耶走上了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学这条科学道路。

1975年，伯耶重新面临着他人生的第三次转型决定。就在他和科恩友好合作的第二个年头，一系列的科研成果让伯耶意识到，这个技术背后也许隐藏着巨大的商业价值。伯耶天生对商业的感觉是很敏锐的，这种天赋让他在同时代的科学家中显得格格不如，当时的美国在大学和企业之间是“断裂”的，科学、技术和商业企业之间存在着制度上的距离，这样距离使得大学研究成果无法走向市场。

下节提要

如果解决大学研发成功与可市场化产品之间的空白，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资本界和政府三方共同面对的问题。而这一次是在1975年，伯耶面对的这个问题，让他感到孤立无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