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留给世界美好的生命

　　生命本来是被动的。自然演化偶然满足了生命形成的条件，于是最初的生命诞生。满地的绿草不是它们想来地球，满山的树木也不是它们想来地球，鸟儿、牛羊和我们人类都不曾想来地球，因为这地球有了我们能来的条件，而最初的我们正好能遇到这个条件。

　　被动的生命在低等生物中尤其明显。一棵草、一棵树自己无法移动，有的会借助昆虫或风传播花粉，但自己却始终生长在种子掉落的地方。而大多数植物和动物也只能被动地生存，老天长期不下雨或来场暴雨，都会导致粮食颗粒不收，进而导致动物饥荒、生病甚至死亡。

　　生命的被动性告诉我们：生命的存在也可以不考虑其意义。不少人一辈子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一觉醒来我还在，一张嘴我还有饭吃，我还能吃饭，一呼吸我还有口气。这样的生命只需要存在，或者叫活着；至于生命是否有尊严、是否有意义则不重要。这种生命不会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而仅在生命低层面进程中获得持续性满足。当然，这种生命更愿意接受生命是一种自然状态：生也自然，病也自然，老也自然，死也自然。一个典型例子就是鲁迅笔下的阿 Q。

　　更多的生命具有繁衍的意义，甚至愿意以生命的代价完成这一任务。大马哈鱼努力奔向上游，最后产下鱼籽而死去。人类的许多民族都愿意为儿女牺牲自己，尤其是中华民族，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和大学，中国的父母成群结队地站在门口，他们有的倾家荡产送孩子进城上学，送孩子出国留学。他们宁可自己住破旧老屋，也要为儿女买房买车。自己生命的存在就是为了儿女。所以着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说：“中国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出色的孩子。”也有生命是为了体现强者的意义。有人通过财富和地位感受强，有人通过知识和技术感受强。强是一种威严，强是逼迫别人尊重。有的强者喜欢征服、竞争、战胜，有的强者愿意扶弱、护弱、不欺。有人以“自然法则”“适者生存”论证了“弱肉强食”“以强凌弱”的合理性。于是人们在看《人与自然》电视节目时，当老虎追逐牛羊，有人在给老虎加油，有人却在为牛羊痛心。对某些强者而言，生命是一种占有、一种掠夺、一种霸道、一种天经地义。

　　人类的生命无法单独存在，只有群居才有力量和安全感。最初的群居多以血缘为纽带，形成若干血缘共同体，后来又发展成超越血缘共同体的信仰共同体，如教派和党派。当人处在血缘共同体和信仰共同体中，个人自觉地服从家庭家族和教派党派。不仅如此，不少人为了自己崇高的信仰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中国有当年极端疯狂的红卫兵，在国外现在则有极端疯狂的“伊斯兰国”圣战者。

　　我们不甘心像动物一样地活着，我们希望培养出色的孩子，我们愿意成为善良的强者，更希望自己的灵魂高尚但不走火入魔。走到草原，走到沙漠，生命在那里清楚展开，如果有一滩水，旁边就能长草，有草就会有牛羊，有牛羊就会有人和蒙古包。显然牛羊吃草，人吃牛羊，只是如今没有任何动物可以很容易吃人。但我们明白，草原上草来这个地球的客观价值，就是让牛羊活得好；而牛羊来这个地球的价值，就是让人类活得好；我们千万不要忘了，我们来地球的价值同样是让其他生物活得好，小到让家人活得好，大到让亲友活得好，让周围人活得好，让周围的动植物活得好……

　　一声婴儿啼哭让我们想爱，一朵鲜花盛开让我们想美，一只鸟儿飞翔让我们想自由 ，一片原始森林让我们想崇拜！我们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感受世界美好，留给世界美好，我们没有白来。

　　二、天人不合的疾病

　　人类的健康基于某些基本的评价，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体组织器官之间和心身平衡等。而疾病就是或自身因素、或外来因素或二者兼有导致的人体局部或整体失衡。所以，中医经典《内经》认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对立双方协调平衡，人的精气神才得以充足。近代实验方法多强调在控制条件的情况下寻找单一的因果关系，从而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其实也就是把客观问题主观化。在单一主要矛盾找到后，解决问题往往立竿见影。但如果是多种主要矛盾就容易使人陷入迷惑和被动。有关疾病的认识也是如此。我们长期在生物层面观察疾病，从而忽略了心理、社会和环境多方面的因素，导致我们认识偏离客观实际。

　　我们都知道心理因素对疾病的影响很重要，但心理活动的非物质运动特征使人们对其认识有更多主观色彩，对我们这个“眼见为实”的民族来讲不容易获得充分认可。因此，不少医生内心深处不重视从心理认识疾病，而普通百姓或患者的不重视就更加严重和更加广泛。着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长期推广“双心医学”，希望医生不仅会诊疗心血管疾病，同时重视其中的心理因素。古代中医更是很早就重视心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将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作为致病因素，强调过度的情感反应和精神活动与疾病有密切关系。

　　每个人都是社会一员，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对人类健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价值观的转变及混乱随时都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取向；一些不良行为也堂而皇之的出现：卖淫嫖娼、吸食毒品、包养小三等等。于是性病、艾滋病等迅速增加。不仅如此，我们的社会从信仰共同体进入利益共同体，从阶级斗争转入与所有人竞争，更有甚者是“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榨钱”。人们都想从周围人身上“榨钱”，个别人不择手段，以至出现“毒大米”、 毒奶粉”、 毒胶囊”……于是就“我害人人，人人害我”，人与人之间算计增加，不信任增加，恐慌增加，压力增加，必然疾病增加。

　　我们本来是自然的产物，但我们却越来越凌驾于自然之上。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糟蹋自然。在上帝创造人类和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影响下，人与自然的关系变为自然是为人类服务的，自然必然为人类需要而改变。中国古人的“天人合一”、人顺天道”、人合天道”等思想早已摒弃。 于是我们人人都想开车，却迎来了伤害人类最严重的交通事故；四处都炼钢、烧煤发展经济，却迎来了让人窒息的雾霾；我们通过大量使用化肥、农药以促进农产品增产，却留下了祸害子孙的土地污染……人类是自然的产物，我们一边坐在船上一边把船砸烂，我们一边坐在车上一边把车摧毁，我们把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逐渐毁灭，也必然给我们带来许多说得清楚的和说不清楚的疾病。

　　我们虽然是高等动物，但也是动物。动物本来就应该动。可我们却在越来越不像动物，反倒更像植物。不爱运动，在家躺沙发，出门坐汽车，上班坐凳子，正如花盆搬来搬去，其中的花草却自己没有动。加上我们从贫穷发展为小康，最要象过去那么劳累，歇下来晒太阳，打打牌，喝喝茶，于是“管不住嘴，迈不开腿”。人们吃得多，吃得好，却容易顺应“好吃懒做”的选择。生活好了首先想的是，把过去没吃够的鸡鸭鱼肉吃个够。生活好了首先想的是不不能对等地消耗，必然带来人体代谢紊乱。于是代谢性疾病增加，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迅速增加。其实人类最应该经常性地保持动物状态，不断运动，像同样是灵长类的猴子一样，在树上跳来跳去，在山上蹦来蹦去。长期不运动，就使自己处于植物状态。动物经常处于植物状态就必然减少活力，更容易进入“矿物状态”，即骨灰盒里的灰。

　　对大多数种国人而言，科学是外来文化，西医是外来的。我们从中学就知道数理化中有牛顿、焦耳、伦琴、巴甫洛夫等外国人名，学医后也知道希波克拉底、盖伦、巴斯德、弗莱明等。当西方人用实验方法在认识许多高概率现象时，我们曾经满足于用传统自然哲学与理论去解释自己的丰富经验。于是，我们对自然神秘的浓厚兴趣阻挡了我们对自然奥秘的探索，我们对自然力量的无限崇拜阻挡了我们对自然局部的解剖分析。我们重视山峦瘴气却不去寻找病原虫，我们想各种办法清热排毒却不热衷于寻找谁的“毒”。我们重视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去认识人类疾病，所以我们提出了风、寒、暑、湿、燥、火的“六淫”致病说。我们重视从人各种关系和情感变化去认识人类，所以我们又提出了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七情”致病说。

　　三、哪儿来哪儿去的死亡

　　在所有生命体中，人类对死亡的独到认识给自己带来无限痛苦和恐惧。一旦身边人尤其是亲人故去，会产生强烈的情感冲击，并联想到自己也会离去而无法接受。抗拒死亡，力图生命无限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有限的人类追求无限的生命需要丰富的想象：想象不死的生命及方法，想象死后的生命及去处，想象流芳百世的努力及欣慰……

　　很久以来，人们就从做梦和幻觉感受到看不见的所谓存在——灵魂。当故人出现在自己梦中或幻觉中时，人们认为灵魂可以无限存在，可以脱离躯体而存在。相信灵魂，相信灵魂永恒，对恐惧死亡的人类以极大的宽慰。后来，这种相信成为世界各种宗教的核心思想。对于那些好战、动荡和苦难的民族，脱离苦海，拜托现世，向死而生，向往天堂是一生的追求。同时原来对死亡的恐惧也得到舒解。我们看到，在许多宗教场所，老人们恐惧的不再是死亡，而是是否获得至上神的认可和宠爱，让自己死后可以上天堂。

　　面对死亡恐惧，我们有一种态度是回避。正如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生都不明白，怎么可以明白死。在许多中国人的一生中，都尽量不面对、不思考死亡，以此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其实，中国人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对亲情的依恋都促成其“尊生”、“乐生”的观念，而不易形成“向死而生”、“向往天堂”的追求。“乐生厌死”是中国人的最独特的人生观，充满对现实世界的深情，不接受脱离美好现实的死亡。

　　对于生命有限的人类，都希望自己的生命无限，想象死后的天堂、生命的轮回，还有下辈子都是在追求生命的无限。中华民族也在追求，有血缘方向的，有精神层面的，有物质层面的，有顺从自然的……

　　我们是眼见为实的民族，许多事物如果不能被目证，很难获得相信的理由。天堂、轮回、下辈子等很难目证，因而无法真正相信。在西方社会，军队和医院这些多见死人的地方，常有牧师或神父沟通生死，从而缓解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在中国，在即将逝去者的面前，牧师或神父沟通生死的作用不大，因为大多数中国人不相信看不见的天堂。但如果将逝去的是老人，把他的儿子、孙子、尤其是重孙找来，孩子们一到场，老人会欣然闭上眼。看见那些长相相似、气质相似、语气相似的一代代的儿孙，中国老人会实在感受自己生命的延续，感受自己生命的无限，体会自己的生命还在这个世界上相传，心安了。所以，中国人离去的时候，有儿孙给自己送终是最欣慰的。

　　中国的读书人追求生命无限多在精神层面，以一生的功德、一生的作品、一生的业绩等代表自己的精神，永远传世。岳飞、文天祥等追求“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屈原、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以自己卓越的诗词永远活在人们心中；而华佗、鲁班、张仲景、张衡、祖冲之等在某领域的突出业绩也使他们成为民族传诵的英杰。他们不是因为财富和地位而受人尊重，而是因为灵魂高贵而令人景仰。所以中国读书人追求“以气节立人，以学问立身，以救厄立志”。

　　大多数中国人面对死亡还是顺其自然，有些无可奈何。人们也许有过抗争，有过努力。尽管不相信天堂，也不畏惧地狱。但的确舍不得人间亲情。正是有这种深厚的亲情，许多中国人不希望自己临死前的疾病给亲人带来过分精神和经济负担，更能够视死如归，驾鹤西游，回归自然。人们相信生命来自哪儿，也必然去往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