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我们医疗卫生体制或者药品流通体制，过去是计划经济的，基础是计划的，所以这个市场程度远远不够，也不够规范。对于我们三十年以后重新开始，或者四十年以后重新开始，审视这个问题，我们一点经验没有，如果一碰到问题就往后退，往计划经济退，往计划那儿退，往政府那儿退，我们的改革只能失败。

　　政府是全能的吗？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对于一个全能政府的理解，特别是我们这一轮医改开始的时候，我记得是2009年，08年美国发生了金融危机，西方金融危机，我们国家投了4万亿，带动了10万亿或者更多的钱来搞基本建设。那时候我们国家觉得钱无限多，这个无限多有好处也有坏处，一下子把医改的导向给扭曲了。卫生部的做法当然是对的，我们争取都要钱，完全正确，不要白不要，其他行业也要了，各个部门都要了，当时要振兴十几个行业，什么造船、纺织全都需要振兴，我们也搭上了这班车，就增加投入，下面的包括新农合也建起来，这也非常好。但是在基层医疗机构设置上，有些地方出现了国进民退，浙江一些地方，原来把下面医院经营不好的卖给民营医院了，现在又高价收购回来了，结果虽然我们建了这套系统，比如说基层医疗卫生系统，包括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县基层医院、包括社区医院、社区医疗中心，因为钱多，重建了这么一套系统，但是我觉得改革的思想还是不够。重建系统有些地方又吃上了铁饭碗，搞了收支两条线，由政府来兜底，又搞了一个医药不分，基层诊所比如村里卫生室可能需要有一个卖药的地方，需要有一个药房，但是乡镇卫生院特别是一些发达地区的镇有很多社会药店，我们这个地方搞了一个小区医院，小区医院又搞了一个药房，为什么不利用社会药店呢？这就造成了资源浪费。

　　行政化的腐败

　　现在我们对医院还是行政化的管理，很多大医院的院长行政级别不用说了，很多是卫生厅长、卫生局长兼着，就束缚得很死了。这是行政化的体制。行政化的体制下，我到了一个医院，那个医院有一个肿瘤科，放疗和化疗两个最基本的设备，它只有化疗，没有放疗，再买放疗的设备肯定医院批还不行，还要通过卫生局来批。买个化疗设备也不能买得很差，买得比较好的就好几千万，报告打了四五年，一直没有批下来。

　　怎么能够让社会资本参与进来来优化我们的资源，优化医疗卫生资料，但是公立医院不能对外开放，不能吸收社会资本，吸收社会资本来，增加一个科室，增加一个放疗，可能投资方也要分一部分钱，我投了四五千万，怎么能不分一部分钱呢？但是这个体制不允许，对一个医院的肿瘤可来说没有放疗可是一个大事，很不完整。刚才说的一个很大的医院，一年有十四五亿的医疗总收入。

　　昨天有一个民营医院院长到我家里来跟我谈，这个民营医院院长很有思想，是一个很大民营医院的集团，他说我们进口一个设备，如果公立医院要五千万，我不会超过两千万。

　　我就说你不要请我吃饭，什么都不要，你最低价多少，他说公立医院不能这样做，必须得五千万，顶多是四千八百万，因为其他医院进贵了，我进得便宜了，就暴露出来了，所以他们要互相问你这个设备进来是五千万，我最低价就是四千八百万或者四千六百万，这就到头了。我如果进来是两三千万，就把你受贿或者收了回扣暴露出来了。这个环境很不好，互相的环境很不好，就形成了我们的医疗服务或者设备购买、药品购买有一种不大好的氛围。

　　要把医生解放出来

　　改革需要把我们的生产力解放出来，把输出医疗资源的东西解放出来。我们的医疗资源由四部分组成：一是公立医院或者是医院，二是医生，三是药品，四是医疗器械，比如检查设备，四个部分组成了我们医疗资源的全部。只有通过改革把医疗资源的作用、效益释放出来。现在我们国家都是集中在医院里，通过行政体制控制公立医院，公立医院院长是政府任命的，院长又管着医生，通过职称评定、事业编制、养老，控制了医生，而且我们的医师法还没有修订，医生只能在一个医疗单位工作。又通过医生控制了药，通过医生的处方控制了药，通过招标采购控制了药。还有一个是医生的检查设备检查什么也是由医生来开，开化验单和检查单，医疗资源就被严重的行政化束缚。

　　应该说医生是最适合自由执业的，医生看病就是一对一的，是个人化的，很私人化的，他对一个病人的交流，他对病人的一个疾病的判断都是很私人化的，不可能我同时给十个人看病，不可能跟公共卫生一样，打防疫针可以给几百个学生打一样的针，这一对一的服务最需要调动人的积极性，调动人的智慧和技术、知识。我就觉得医院的改革是一个关键，医院改革以后才能把这个能量、医疗资源的效率效益释放出来，我们的改革就能够成功，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

　　零差率不解决任何问题

　　药品怎么办？现在有几种搞法，招标、零差率，零差率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就是医院从什么价格进来，用什么价格卖出去，这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你不给医院差利，寻租空间更加大，医院最掌握医生处方的，你有没有开高价药应该是医院的院长，院长一看方就知道你这个医生有没有拿回扣，有没有处方费，院长一看就知道，现在院长不管，你是零差率嘛，多少价进多少价出，我凭什么刁难医生跟医生过不去呢？

　　现在不许你用其他价格，用省里面的招标价进，这个药品省里招标以后，五块钱，医院进必须是五块钱，明明只有两块五，你也要五块钱进。我们国家的一个省，像河南，就是一个亿的人口。一个大国，国家设立一个门槛，医院一点自主权没有，建立一个现代医院制度还是法人治理才能建立现代医院，要调动医生积极性，进药也好，用人也好，最主要的应该在院长那儿或者医院管理者那儿。你现在把医院主动权全部分走了，医院自己进药都不能进，还要招标进来，那么谁管你呢？这又有很大问题。

　　现在出现三种情况，同样一个药，以浙江省为例，一种药是十块钱，一种药是五块钱，另外一种是三块钱的，在医院里卖，三块钱的药销售是零，五块钱的药销售也很少，十块钱的就很多，为什么？它的回扣空间大，医生就愿意开。现在北京市中标也是一样，有将近1/3的药中了标以后，因为太低，销售是零。贵的卖得就非常好，在药店里我可以挑，有贵的有便宜的，实际上品质差不多，我就挑一个比较低的，差距就在那儿了。

　　外国经验该怎么学？

　　我去过美国和英国，到过世界上二十多个国家，专门调查医改，不止一个地方调查，我都很怀疑他们。现在在美国留学的，他们怎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英国并不是政府提供医疗服务资源，人家说英国公立医院70%，对，是70%，但是英国的公立医院不是门诊，门诊量在整个医疗资源里只占50%。社区的医疗服务室、社区的诊所全部都是民营的，二次大战以后。这50%加上另外的10%或者20%，应该说英国的民营医疗服务资源占了50%以上，60%-70%，国营只有30%-40%。拿那个公立医院跟我们公立医院比，它是光住院的，我们的公立医院最拥挤的是无比庞大的门诊，有不可比性。

　　我去英国的时候，英国也是这样的，英国体制已经分开了，后来发现自己办，效率都不好，效益也不好，赶紧就交给社会办，就把资金投给你，我就监管你资金怎么花，这样更好。

　　需要借鉴外国的经验，也要管办分开。现在医保主动性不够，对医院监管不力，就是病人看完病，你拿着药费的那个收据，这个能报那个不能报，在那儿勾。不对这个医疗过程中进行全面监管，医生开的很多药都是不能报的，你也不能跟医生提任何建议，一点主动性都没有。要进行动态的24小时的监管，不能既拿医保的钱又拿病人自己的钱，有自费部分、医保报销部分，这个不行。有些国家说要么进医保，我全部给你负担，要不就全部自费，现在等于吃了医保又吃市场，这个就不行。

　　对中国医改的忠告

　　中国医改走了五年，现在确实改革到了一个关键的时候，就是公立医院的改革，这是最难的，公立医院占了90%以上的资源，大多数医生都在公立医院里面就业，牵扯到他们的切身利益。

　　中国公立医院的差异也很大，也不宜搞一刀切，特别是贫困地区的县医院也很困难，医生待遇也很差，到了医院看你就知道，我们没有哪个行业像医生这么认真，只要他站在手术台前面，三个小时、五个小时，不可想象的，不管当官的也好，当什么的也好，都没有这么艰苦，劳累的程度是不可想象的，还需要理解。特别是医院急诊室强度也很大，也很危险，一个人喝了酒，头破血流，到急诊室就耍酒疯就要打人，那个地方也很危险，伤医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医闹也很多，搞不好这个人就死了，这个人本来就生命垂危了，急诊室的公益性，医务人员压力都很大，这一点需要整个社会理解。但是现在既然推到了这条路上，改革必须要前进，后退是没有出路的，也退不回去了。这个时候你退还是进，都要有一个总的方向。因为医改或者医疗卫生体制世界各国有很多现成经验，周边国家也有，我们现在所经历过的事情，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都经历过，他们比如医药回扣，日本拿回扣更多，日本70年代的回扣，医药代表就把几辆车开来，把药放在车里，连车带药都送给你了，他们也走过这条路。我们能够成功吸取他们的经验，学习他们的经验，现在日本比我们肯定要早25年，大概90年已经完成，韩国大概是2000年前后完成，那时候医生也上街游行，用法律形式医药分开，我们已经落后了十几年了甚至二十几年。

　　愿逝者安息，愿一切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