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选择的阴差阳错

　　中学毕业后下乡了三年，我有幸赶上了时代潮流，于1977年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届高考，成为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七七级大学生。当时对于大学和专业选择一点不懂，根据兴趣，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也许是父亲一直在新闻界工作，自己从小受到媒体圈的影响，我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学校黑板报的编辑或负责人，对媒体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高校开学典礼

　　当我接到大学录取通知后，知道被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录取了，而我根本没有填过这个专业，这也许与自己当年政治考试的成绩特别好有关。在当年，能被大学录取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喜事了，除了一点遗憾外，当然是满心欢喜，而且那个年代里几乎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

　　专业选择

　　经过大学两年学习后，我们开始分专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分为经济学、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专业。在分专业前我们首先接触了政治经济学，我已经将马克思的厚厚三本《资本论》读了两遍，发现挺有感觉的，就很自然地选择了经济学专业。

　　在大学里先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后来又学习了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当代西方经济学。本科毕业后，我考上了复旦大学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硕士专业，实现了去复旦学习的梦想。改革开放后，经济学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加上自己通过学习后也有兴趣，所以一直觉得自己在专业选择上还是有一点先见之明。

　　经济学之美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程中，各种概念和规律的层层递进，充满了辩证法思辨逻辑之美，这方面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复旦的张熏华教授，我们都被那种逻辑辩证之美所打动。

　　后来，发现一些理论难以解释当代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当接触到了充满数理逻辑的当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后，又被这种新理论的形式之美所打动。我的研究生导师宋承先教授对我们影响很大，当时我被一般均衡理论和福利经济学证明市场经济优越性的理论所折服。

美丽的复旦大学校园

　　结缘医疗的无心插柳

　　我1988年第一次来美国，作为经济学访问学者在波士顿的布兰戴斯大学经济系呆了一年多。那时对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已经比较了解，在课堂上看到教授满黑板数学公式的推演，自己提不起兴趣来。一方面自己不是理工科的料，另一方面我发现自己对现实问题，对与人有关的问题更感兴趣。我1991年又回到美国，选择了布兰戴斯大学海勒公共政策学院的博士专业，这也是我当时报考的唯一一所学校和专业。

　　布兰戴斯大学是美国犹太人二次大战结束后筹资建立的一所研究型大学，在短短半个世纪里，这所学校在许多专业的排名上位于前列，在社会政策专业上更是美国名列前茅的学校。我根据自己原来在国内的兴趣，准备将职工福利和就业社会保障领域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方向。

　　转向医疗

　　来美国后的一个经历给了我很大触动。我有两颗牙齿需要做根管治疗和装牙套，医生告知一颗牙齿的费用需要两千美金，两颗牙便需要四千美金。这个费用是我们当时留学生一年的生活费，也大约是国内当时一个人20年的生活费用，这对我们来说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对于我一个学习经济学专业的人来说非常难以理解：既然牙医的治疗有如此高的利润，为什么经济学最核心的市场供求规律不起作用？市场竞争规律为什么在医疗领域失效？我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充满了好奇。

　　我后来发现学院内的卫生政策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强的专业，有不少全美知名的教授。在第一年学习结束时，我突然产生将卫生政策专业作为自己博士论文方向的想法，但是对于自己在原来的专业背景下，是否能在几年里写出这个方向的博士论文毫无把握。

　　我找了学院里卫生政策研究所所长斯坦利教授，听取了他的意见。没想到他非常斩钉截铁地说，完全没有问题，他原来的专业背景与我一样。他鼓励我说，这个领域里充满了问题需要研究，完全可以找到做博士论文的题目。

　　斯坦利教授在美国卫生政策领域是一位非常知名的教授，他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并且还创过业，他是我走上医疗卫生政策领域的引路人。

　　在他的课上，他给了我的作业非常高的评价，并且很快让我参加了他负责的美国联邦政府研究课题。与他一起做研究的过程中，我产生了新的想法，他鼓励我申请联邦政府研究经费。在他和其他教授的帮助支持下，我们在非常激烈的竞争中，获得了联邦政府研究课题经费。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发展出了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他又支持我在博士毕业前申请了美国绿卡，并且顺利找到了我毕业后的研究工作。

　　个人兴趣与社会需要的完美结合

　　从事医疗卫生领域研究工作后，我发现这是将自己的兴趣与多年专业学习知识积累的一个完美结合，也是将个人兴趣与社会需要的一种完美结合。

　　医疗卫生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并且始终是一个社会关心的热点，这个领域的研究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会有一种使命感和成就感，不断可以获得工作的动力和激励。

　　医疗卫生不仅是医疗技术本身的问题，而且与经济学密切相关，自己的跨学科背景成为一种优势。加上对中美两国情况的了解和国际经验的比较，使得自己更容易具有独特的视角和认识。

　　后来发现，也许在冥冥之中，自己在选择医疗卫生领域之前的经历，以及家庭背景中的一些因素，似乎都预示着这种选择的偶然性与必然性。我中学毕业后下乡选择去了安徽的黄山茶林场，不料被分配在农场的中药制药厂工作，所以我的第一份工作便与医疗发生了联系。我外祖父是一个老中医，我母亲上过护士学校，我妹夫药学专业毕业在医院工作，我夫人的祖父又是一位留英的医学博士。

　　25年医疗路

　　从1992年开始进入医疗卫生经济学和政策专业，至今已经25年了，在中美几所大学从事过卫生经济学和医疗健康产业的教学，在美国政府卫生部门从事过卫生政策的研究和分析，在咨询公司从事过药品经济学的咨询工作。

　　自己感到非常幸运选择了这个领域的工作，永远有学不完的东西，永远有新的挑战，可以接触各方面的优秀人才和专家，了解学习新的知识是我永远的前进动力。特别幸运的是，在中国医疗健康行业起飞发展的时候有机会全职回国工作，直接参加与13亿人口相关的医改事业，发挥自己的一点作用。

　　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主人公保尔­科察金的一段名言始终激励着自己：“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生命属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与13亿人口有关的医疗健康事业就是一个非常壮丽的事业，我愿意为此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