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卫小伙的突然离开

　　我回美国参加儿子大学毕业典礼，随后全家去美国西南部的几个国家公园旅游了一周。回来第一天由于时差关系，早上很早就醒了，七点多到了办公楼。休假后第一天上班，汹涌而来的积压事情，加上一天5个会议，晚上九点多才离开办公室。由于昨天来去办公楼都超过了上下班时间，所以没有看到那位熟悉的门卫小伙。

　　今天一早八点多来到办公楼，一位以前没有见过的门卫大叔帮助开门，我便问他，那个小伙子今天不在啊？大叔说，他几天前离开学校了，也许找到了更好的工作。进入大楼后遇见熟悉的清洁阿姨，证实了小伙离开的消息，阿姨说小伙子人特别好、老实，领导喜欢，但是同事挤兑他，心情不舒服便走了。

　　我突然有一种涌上来的情感和思绪。我来到学校好几年里，习惯了大门敞开出入。大约一年前，办公楼所有的门安装了安全锁，需要使用门卡出入，一下子还挺不习惯的。印象里这个门卫小伙是第一个在我们教授楼门口值班的门卫，也是大楼唯一的门卫。

　　门卫小伙一看就是小地方或农村来的，圆圆的脸始终带着谦和实在的微笑，朴实热情。每天早上见面，我会礼貌性地对他寒暄一下，说今天天气挺好，挺热，挺凉快之类的话。有时我们会多说几句，知道了他老家是安徽的，今年春节他在学校加班，节后回家休假。前个时期有几天没见到他，后来知道他去参加门卫安全学习和考试。

　　每天我上班来学校，当他从玻璃门远远看到我走来时，马上迎上来，用手挡着门，让我进来。当我离开时，他又马上起身开门。他没有必要这么做，好几次我让他不用为我开门，可他仍然坚持这么做。校园内楼房之间都有连廊，即使下雨不带伞也没关系。教授楼平时进出的这扇小门，与连廊之间有一段空缺，也就十几步的距离，学校在门口准备了雨伞，可以随意取用。然而好几次遇到小雨，他总是特地为我撑伞，送我这一小段路。

　　其实我对他并没有很多了解，从来没有问过他的名字，每天只是礼貌性的问候。大多数门卫就是在做一份例行工作，他们可以为你开门，也可以不开，因为你自己应该带门卡。但是他的笑容、热情、主动，彬彬有礼、真诚的待人接物，给人温暖。我被这位善良的小伙惯坏了，从他来了后，我就再也没有带门卡，知道他总会在门口等着。他突然走了，再也看不到那张笑脸了，他的离去让我意识到那种看来不经意、却又是如此宝贵的东西失去了。

　　异曲同工话平等

　　与绝大多数体制内学校相比，教授在中欧具有非常高的地位，受到很好尊重，也有很优越的待遇。尽管学校领导很平易近人，但是大家对领导还是会自觉不自觉的给予特别照顾，门卫看到领导进出也会特别殷勤一些。我在学校只是一个普通教授，但是这位门卫小伙，却像对待领导那样，每天对我无微不至的迎来送往。他不是在演戏，他热爱自己的工作。大家对他也礼貌相待，他应该可以体会到一种人格的平等和尊重。

　　人与人之间的人格平等和尊重，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东西。

　　作为一个“50后”年代的人，我们生长在一个强调平等、甚至是绝对平均的时代。我们受到的教育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知识分子是臭老九，需要向工农兵学习。我们从小认为劳动者最光荣，从小学开始下乡、去工厂、学军拉练。这种教育带来的影响是，我们从来不会看不起普通劳动人民。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去美国留学工作后，接触到了另一种人格平等的教育和经历。

　　每一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学习、工作，主要根据兴趣爱好，而不是从互相攀比和面子出发来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上大学固然很好，但是还是有不少人上技校或直接工作。做科学家、教授、医生、律师固然得到尊重，但是做一个水电工、或从事服务性工作，也可以获得体面收入，生活的有滋有味，甚至没有脑力劳动那种无时不在的压力。大家都自得其乐，享受自己生活道路的选择结果。当然，美国也还没有达到完全的人格平等，尽管大家表面上彬彬有礼，“谢谢”、“抱歉”不离口，但还是有隐秘的种族歧视和对弱势人群的忽视。

　　刚开始去美国，给自己触动较大的是父母子女、师生之间的那种互相尊重和平等，特别是父母对子女、老师对学生的那种尊重。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刚去美国不久，一位国内来这里担任中文教学的女老师，她儿子娶了一位白人媳妇，有个一岁多的女孩。女老师说，她媳妇给孩子吃饭，总是提供几种食物让孩子选择。女老师却不以为然，说这么小的孩子懂什么，你就直接给她得了。

　　当我们自己有了儿子后，夫人看到孩子吃东西不是那么热情，老担心营养不足。国内的父母，特别是老人，总要塞给孩子吃，常常追在孩子后面，想方设法让孩子多吃。我夫人请教儿科医生，医生说不用担心，孩子自己知道需要吃多少，饿了就会吃的。孩子生长过程中，我们再没有为吃饭而发愁，没有在吃饭上与孩子过不去。尽量给他比较平衡的食物种类，吃多少量由他自己决定。这样孩子养成了好的饮食习惯，不会暴饮暴食。

　　否定之否定盼回归

　　从1991年第二次出国，到90年代末的几次回国，在这大约十年左右时间里，国内给我最大的反差是人与人之间那种态度和关系的变化。

　　突然发现人们对于普通劳动者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不屑态度，特别对服务行业人员，如出租车司机、饭店服务人员、阿姨保姆。在饭店吃饭时，经常遇见顾客对服务人员的训斥。大家习以为常了，我在旁边感到不舒服。改革开放前那种对劳动人民的态度，突然之间颠倒了过来。以前离有钱人越远越好，亲人中如果有海外关系，巴不得划清界限，后来却变得蹬鼻子上脸的攀亲近。

　　记得我在回国工作前，哈佛大学工作的一位中国朋友说起她的经历。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她会后与国内参加会议者一起出游。在上旅游车时，这位女学者按照美国的习惯先上车了，结果等了好一会，没见其他人上来。她突然发现他们在互相推让领导先上车，她意识到自己犯规了。

　　我一次回国经历中也犯过类似错误。我大学的一位老师当上了政府领导，一次回国中与他有过几次接触。当时他还使用那种需要电话接线员帮助留言的通讯机，我好几次留言让他“请速回电”。有一次他很坦率告诉我，说他的助理看到后问，这是哪个领导留言。他说我知道你的为人，你不是那种盛气凌人的人，但是要注意国内的方式。我一脸茫然问，这么说不合适吗？我有急事，希望尽快与你取得联系，我该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用了“请”字，在英文里是很礼貌的说法啊。领导告诉我，应该让领导来判断事情是否急，你只需要汇报给领导就可以了。我突然发现，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我在美国二十多年没有经历过的，也是出国前没有经历过的。

　　我与普通人容易相处，对门卫、清洁阿姨等普通劳动者很随和，反而害怕与官腔比较足的领导打交道。在选择工作单位时，我喜欢人际关系比较平等的环境，喜欢跨国机构和扁平的组织结构，给人一种放松的心情，这也会有助于创造力的发挥吧。

　　我们需要认识到，人与人之间尽管出生、相貌、财富、工作、社会地位不同，但这并不决定一个人的人格高低。在人格上，一个干体力活的工人，并不比教授、老板和官员低一分，我们没有权力和资格看不起他们。

　　我们的教育制度、财富分配制度、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都应该为人们的人格平等和互相尊重创造条件。尽管地球上还不存在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但我们仍然应该为不断接近这样的理想社会去努力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