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又是一个金猪将至。为什么说“又”？因为上一个猪年忙了两件事情，一个自己儿子的出生；另外是《电子病历互操作性规范》的编制。一转眼，儿子已经到了为小升初忙碌的年龄，而“电子病历”也是脱胎换骨今非昔比了。既然这几年自己已经从“奔四”妥妥走进了“奔五”，公司里面被年轻的同事称作“叔”，那就和业界同僚们一起聊一聊这一轮十二地支走下来值得回味的几个瞬间。

　　时光机

　　2007年，电子病历规范文档仅可做技术探讨。

　　2008~2009年，电子病历系统赶上了政策推动。

　　2010~2011年，医院信息化市场出现了井喷式增长。

　　2012~2013年，国家政策有力推动“ 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化建设” 。

　　2014~2015年，五年前那批电子病历的试点先驱医院默默开始了临床数据中心系统的建设。

　　2016~2018年，执行层面的问题阻止不了宏观大局的律动。

　　2017年

　　2007年深秋，西直门附近的一个小招待会议室里面，大家正在做规范文档的版本评议。这个规范文档的内容很简单，是关于检验报告的互联互通标准定义，前后不超过30页的篇幅。但是产出这个文档，前期工作组已经开了十几次会，主要焦点在于厘清数据标准与互操作性规范之间的关系。一年多的反复讨论下来，以李包罗老师为首的专家组，逐渐接受并且积极推动了以互操作性规范为切入点解决临床信息系统集成和临床数据传输格式定义的问题。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那天在会场接到了短信，离开会议室之后我直接去了妇产医院迎接新生命的到来。

　　但是那次项目，最终遇到了一个大问题，当我们请到业务主管部门汇报《规范》进展的时候，主管部门表示电子病历合法性暂不明确，此事可做技术探讨，暂时不能做标准发布。

　　2008年~2009年

　　2008年的奥运会国泰民安，整个卫生系统都在忙保障。

　　2009年新医改开始，五个举措中有一条是公立医院改革，抓绩效，抓质量监管。临床路径管理开始在卫生部指定的试点医院中推行，这些医院本身的信息化基础不差，所以当面临临床路径数据采集这个与医生工作站交互非常紧闭的业务要求时，不少医院把目光转向了刚刚开始使用的电子病历系统。通过电子病历系统与HIS医嘱系统的紧密集成，实现自动，半自动的临床路径执行数据采集。

　　由此，电子病历系统赶上了一次政策推动，管理层对其医疗质量控制的方面的期望逐渐战胜了对数字化文档安全性一致性本身的担心。

　　2010年~2011年

　　2010年1月，伴随着《病历书写规范》2010年版本的发布，（原）卫生部公布了《电子病历病历基本规范》。2010年9月发布《电子病历工作试点通知》而且在当年就把电子病历系统使用情况写入了对公立医院绩效考核的范围。

　　2010年到2011年的医院信息化市场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当时我刚刚加入嘉和美康，目睹了医院如何用三个月走完以往两年的“预算-招标-采购-建设-验收”流程。

　　“大干快上”必然结果就是“萝卜快了不洗泥”。针对这个问题，2011年元旦（原）卫生部发布了《电子病历功能规范》，这是2001年卫生部发布《医院信息系统功能规范》十年后第一次对信息系统功能作出定义。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的《电子病历功能规范》中对功能要求提出了分层级概念，分为必须、推荐和可选三个级别。这是成熟度模型思想首次在医疗信息化法规中对应用。随后陆续出现，并对行业产生持续影响的两个评价系统都是在成熟度模型方向的具体应用。

　　市场在2010~2011年的高速发展之后，逐渐从结构化、半结构化、编辑器等技术概念中解脱出来，开始考虑闭环医嘱，危急值处理、患者全景视图这些业务支持问题。

　　2012年~2013年

　　2012年《电子病历功能应用水平分级评价方法和标准》第一版发布，这次标准打破了系统界限和功能应用界限， 强调从使用效果角度而非技术功能实现角度来评价系统建设效果。

　　与此同时整个2011~2013年（原） 卫生部都在有力地推动“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院信息化建设”。既然是以电子病历为核心，那么就不一定是以“电子病历系统”为核心——系统建设中谁是在HIS系统、电子病历系统、临床医技系统之间起桥梁作用的那个角色问题不停地被提出来。

　　2012年（原）卫生部发布《基于电子病历的医院信息平台技术规范》， 以技术标准的方式将企业集成总线（ESB）和临床数据中心（CDR）正式加入了医院信息化产品的家族之中。与此文件一脉相承的是2014年启动的《医院信息标准化互联互通成熟度测评》。

　　直到现在《电子病历功能应用水平分级评价》和《医院信息标准化互联互通成熟度测评》经过多次改版升级，仍然是对各级医院信息系统建设成就的主要评价标准。前者更强调应用效果弱化技术实现考量，后者更强调实现手段的标准化和先进性，各有千秋不可相互替代。同时两个评价体系都很具有前瞻性和生命力，历经数次改版之后适用医疗机构的范围更宽泛了，同时也跟上了最新的技术进步。

　　2014年~2015年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4~2015年间，电子病历逐步分离前端数据采集和后端数据利用，强调电子病历系统的专科化场景数据支持，临床数据的管理应用与科研应用分离等概念逐渐被市场所接受。五年前那批电子病历的试点先驱医院，默默开始了临床数据中心系统的建设。这一轮建设中，由于有了两个评价体系的细则指导，对于临床数据中心建设的目标十分明确：首先是临床决策支持、其次是管理决策支持，第三是临床科研应用数据支持。

　　这一年，那个2007年出生的小朋友，一本正经地背起了书包进入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

　　也是在2014年，互联网技术开始的影响力渗透到了传统医院信息化行业。在造型奇异的大连会展中心，医院信息网络大会的展厅中“支付宝”这个熟悉的陌生人搭起了规模宏大的展台。各个软件公司在处理CDR数据的时候，既兴奋又好奇地开始调试Hadoop集群， Mongo服务器。

　　2015年夏天，国家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医疗健康大数据名列其中。转眼间，大数据从公司里面几个开发人员的技术选型问题，变成了公司投资人要求CEO战略转型的任务。2016年在厦门召开的医院信息网络大会上，IT转DT已经是各位业界同仁统一的口号和使命。

　　2016年~2018年

　　胸中的朝阳和脚下的泥泞总是形影相随，当我2016年加入医疗数据公司的时候，再次遇到了当年电子病历起步时的阻力。数据所有权管辖权问题、数据安全问题、数据隐私问题、制度模糊、法律缺位问题迎面而来。相对来说，甚至后台夜以继日奋战解决技术问题，倒是些可控矛盾了。

　　微观执行层面的问题阻止不了宏观大局的律动。

　　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夯实基础、深化应用、创新模式三个层面勾勒了医疗大数据的应用前景，下接医疗信息系统应用集成，上达大健康产业革新的大数据创新。数据不但有应用价值， 而且有产业价值。信息化不仅仅是数据的采集端，也是数据反哺业务的展示端。

　　2016~2017年不但是各个科研主导医院开始独立在信息中心之外建立大数据中心，各级政府也开始建立区域卫生健康大数据中心，甚至大数据产业园区。如同2010年的电子病历，大数据成为行业发展的新动力。

　　纲领性文件之后陆续发布的规范性指导性文件，是行业从概念导入初步尝试到规模复制全面落地的转折标志。2018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服务的指导意见》，为互联网医院的范围和监管给出明确定义；半年后国家卫计委发布的《国家健康医疗大数据标准、安全和服务管理办法》明确了困扰大家多年的数据安全、数据标准、数据服务责任和卫计委本身对健康大数据服务的监管责任。

　　至此，大数据和“互联网+”的第一批政策从纲领到执行都已经落实到具体部门。剩下的就是看谁先走出“最佳实践”的样板了。

　　2020年，那个2007年出生的小朋友将迎来人生中的第一次升级测试。那一年也是十三五计划的收官之年，经历过大数据转型的卫生信息行业也要交上自己的答卷。

　　在2019年金猪回归之年，想必各个医疗数字化项目的现场也在夜以继日地忙碌中。

　　大数据项目的交付，总让人踌躇满志，因为交付物令人耳目一新；同时又是苦不堪言，因为新项目新问题层出不穷。

　　颇为戏剧性的是，当年自己做HIS 和电子病历系统时看到的那些扬汤止沸的现场技术补丁埋下的“雷”，多年以后终于再次复出水面，以数据质量问题的面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不由地信了曾志伟的那句话：出来混，都是要还的……。

　　本文来源于e医疗

　　作者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