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持续性地反响比较大,主要是,不仅仅是传统的所谓的“冒死生娃”,还有个器官资源合理使用的话题,两个难题纠结于一个病例中,就是哥德巴赫猜想级别的烧脑题啦。加之,当时曾有“绑架医生”的责难,也引发医患之间该如何沟通、如何换位思考相互尊重的争议。
本文作者张老师,是著名的医学伦理大咖,从文章来看,其实也是“被烧脑”了,没法给我们弄出个一锤定音的导则。
我是妇产科医师,要我看,其实,难题未必真难。
理清不同单位、不同行业和部门、不同当事人各自的责任与义务,以各干各的事为原则,再来看临床决策,就不难了。
我们自己不要自以为是救世主,社会各界也不要眼中只有医院和医生。要知道,健康促进和维护,是多行业多部门多主体的责任,临床诊疗的医院、医生只是“健康入万策”里那个“万”中的“一”而已!
于临床而言,面对社会做好科普,面对具体个案充分履行告知义务(有记录,可证明)后,就只管面对病情去规范处置。临床技术之外的更多的质疑,那不属于临床人的事情啦。不要把凝聚于一个病例里的一切问题,都摁在“临床”这个点上揉搓。许多话,不是医院和医生该承接的。
当事人不听劝,她就孕了,既成事实,她就是个病患者,你叫医院、医生有什么办法?因为不听劝,因为抵触科普宣教,就见死不救?我们可不敢。
既然来就诊了,成就了医患关系,医者尽力去救治,是唯一正选。所以,单纯从临床技术工作而言,这并不是很难很难的话题。至于这个社会该如何“治”和“防”这样的“一意孤行”的“冒死”人,才是大难题,但,社会治理,尤其是冒险因素的管控,不归我们临床管啦。
放过我们,让我们一心一意、安安生生治病救人,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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