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根据《中国医学伦理学》刊发的文章进行延伸讨论：文章链接为https://mp.weixin.qq.com/s/umzC844VHPibObZjIMNTTA

　　首先，疑问，这个案例，是真实的，还是为了写文章而设计的？我觉得，临床医生可能不至于“因为怕患者害怕而错失手术机会”就故意隐瞒一种致命的风险，以换取其同意。类似案例，临床上，其实还是出于“风险极小概率”而谈不上忽视地告知不到。

　　如果一种风险，小概率到只有理论上的几率，比五百万元大奖还小得多的话，我觉得，未必需要进入常规的术前告知内容，否则，逮到每个病人都长篇大论无穷无尽地告知，临床工作也就没法做了。这样的医生，会被病人骂“有病！”的。

　　这个讨论，其实，就是个知情告知范围问题。边界共识不形成的话，医方就永远处于“告知有过错”的境地。总有一种罕见的风险等着病人，也就是永远地告知不全！此事，我在大约二十年前《证据科学》刊发的长篇文章里，就讨论过了。

　　我是妇产科医生，我看问题，可能脱不开一线医疗实践。任何行业，包括我们临床，责任和义务，都不该是无限的，要有个科学的，合理的可以被接受的边界。

　　具体到这个“完整告知”的“完整”来说，可能要以某种文献为准，例如，现版本科教材的对应章节，和现行中华医学会的对应指南等。总之，要有个限度，而不是没完没了。

　　围绕该文，还有一个问题可以商榷，即，该患者的术后肺栓塞，就一定是本次手术的并发症么？假如，我们可以毫无争议地证明，只要不做本次手术，她就绝对不会肺栓塞，那就肯定是并发症。而实际上，是不存在这个假设前提的。即，即便没本次手术，她也可能肺栓塞，甚至不排除也在那个日期肺栓塞。即，只是两件互无关联的事件，偶然，巧合于围手术期而已，各自独立的事件。

　　我觉得，某种手术～某种风险，如果文献梳理表明概率极低，关联性不大，且该风险并非特发于该手术的围手术期，也存在于生命风险本底里，那么，该风险即便真的出现于该手术的围手术期了，也不宜简单地归为该术的并发症，还要看具体的诱发因素。

　　总之，文中的案例可能会有虚化，便于说明问题。而对临床工作的评议，一定要结合情况，谨慎，客观，公正！

　　2019年4月20日晚，随园

　　编者总结意见（供参考、讨论）：

　　就临床知情告知风险而言，既包括小概率按危害大的风险，也包括大概率但危害小的风险，而决定是否纳入告知的风险，告知的详细程度一般都与风险的概率有关。概率越高 ，告知越具体，概率越低的，告知越简要。

　　再一个维度，就是关联性。若风险与病情后果的关联性越强，告知越详细，若风险与病情后果的关联性越弱，告知越笼统。

　　由此，对于小概率、危害大的风险，可以简要告知。若是风险与病情后果的关联性越强，告知应该越详细。反之，越笼统。

　　例如，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发生的风险，意外的可能性，简要知道即可，至于有什么具体意外发生，没有必要告知太具体。若是普通人也可能发生某种疾病，那么针对患者而言，没有必要特意地过多告知。

　　具体告知内容的金标准是什么呢？——基于当下医疗水平和预见性的诊疗规范/指南。

　　——bydj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