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从八点健闻读到了一篇题为《那些决定三明医改走向的关键时刻》的文章。该文叙述了原来鲜为人知的三明医改背后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在笔者看来，这些“故事”看点多多。

　　看点一：三明这个原来名不见经传的地级市在医改方面的探索，是通过什么途径进入最高决策层视野并进而引入医改顶层设计的。

　　从文章中可以看出，由三明勇于突破当时的某些政策“禁区”开始的探索，到改革的操盘手到国务院办公室向分管该领域的国务院领导汇报，此后又因引起领导重视而亲临三明视察并进行充分肯定，其间任何一个环节的“脱节”，都有可能使这种争议极大、命悬一线的探索胎死腹中。由此可见，下情上达与上情下达是何等重要！

　　同时我们也不难想象，有多少来自基层的极有创意的改革举措因中间环节的“梗阻”而无疾而终？在当前的社会治理格局下，能否有效消除这种“梗阻”，是包括医改在内的所有改革得以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前提。

　　看点二：如何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置于难以逆转之势。

　　三明医改的“故事”再一次说明，改革就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既然是调整利益格局，那么就必然遇到来自有关方的阻挠和抵抗。其抵抗的激烈程度，与因改革而利益受损者的利益受损程度成正比。三明因为既有敢于担当的改革操盘手，更有来自当地主要领导一以贯之地强有力支持，才没有被来自上下两个方面的压力挤垮。文章中曾有一段极有意思的描写——“有位省政府的领导说：何必得罪那么多厂长，何必得罪那么多院长，何必得罪那么多大牌专家，何必得罪那么多医药代表？”这位领导不是止于批评，甚至还“要对三明医改进行审计和调查。”而当地的主要领导呢？面对改革是否继续下去的诘问，其回答是：“继续。这场改革不是做给上面看的，是为了解决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担心得罪某些特定的群体还是坚定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在这里呈现出了耐人寻味的强烈反差。今天，当许多人为三明医改能战胜压力一路走来而庆幸时，是否需将思维的触角深入另一个层次：需要探索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来为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者保驾护航，而不是仅仅寄希望于政治开明，“敢于充分授权，敢于担当”的“一把手”。鼓励改革者打冲锋而避免他们当烈士，鼓励改革先行者“吃螃蟹”而不是任凭他们被卡喉咙，最需要的，当是来自制度层面的保障，这才是最靠得住的。

　　看点三：如何保护和调动“主力军”的积极性。

　　可能有些人对三明医改“以反腐开路”的做法极为关注和赞赏，但人们是否注意到，在具体运作中，三明还“一边要‘抓典型’，一边还要保护医生。他们设计了一个‘廉政账户’方案，让医生们往这个廉政账户上缴回扣款。”“廉政账户”的威力有多大，一家医院一共有60多个医生，竟然有20多个医生被调查。当院长担心医院要关门的时候，“廉政账户起了作用，最终只有一名骨科主任因收受了50多万元的回扣被移交司法机关。”这叫什么？这就叫治病救人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这就叫“一枝一叶总关情”。更发人深省的是，当“一些医药代表故意制造三明医生跑掉、没药用、医疗质量下降等谣言”时，“詹积富早已联合省、市财政部门紧锣密鼓地部署三明医改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腾笼换鸟’，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实行院长、医生年薪制，大幅度提高医务人员的阳光收入。”“三明第一次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只调了80个，体现医生劳动价值的部分率先提高：主治医生的诊疗费由原来的5元挂号费，调高到25元。”这一分配制度的改革，导致的结果很快得到显现——“以前那些小护士收入很低，现在大家阳光工资一起提高了。原来每个人年工资平均4万元，现在平均十几万元。”要让“主力军”打主攻，就要有有相应力度的正向激励措施，只有将反腐斗争与此相配套，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如果将制度因素造成的问题完全引向对个人责任的追究，就很可能将好事办砸。

　　看点四：改革的操盘手要善于“拨算盘”而不能热衷于“拍脑袋”。

　　从上面提到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三明将“财政精准核算”置于“改革成功的保障”之显著位置。“在三明医改正式实施前，他们花了4、5个月的时间，把22家公立医院三年以来的各种财务报表全部收集，做了近50份的各类分析报表，将全市的公立医院家底全部摸清。在此基础上，三明市推出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方案。”而在“改革后，医院的数据和原来设计的模型没有偏离多少，基本一致。”这就无意中应了胡适那句话：“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由此，才引出了一系列后续操作和继而得到国家财政部肯定，成为三明模式走向全国的关键性因素。与此相反，至今个别地方还存在热衷于“三拍”之人：“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拍屁股走人”，这样的“改革”焉能不走入误区？

　　看点五：“曲径”也能“通幽”。

　　曾经记得著名学者朱恒鹏在分析三明医改经验中，将三明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中，成功突破招标采购等制度造成的瓶颈性困难，归功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独特优势。这个优势包括大政方针中央集中统一、分钱定策部门分工制约、经济社会事务地方政府分级管理这样灵活嵌套的三个方面。”至今笔者依然认为这种观点极有道理。读上面提到的文章，笔者的这一看法又得到进一步强化。直至今日，与其机械地照搬与“复制”三明某些具体做法，不如在这个极有价值的关注和研究方向上多下点功夫。

　　总之，三明医改背后“故事”的意涵，远远超出了医改范畴。“三明现象”应该放到整个国家深化改革的大环境和大背景下进行检视和剖析。三明医改中的一些具体做法，完全可以见仁见智，可以展开讨论和争论，其具体成效更有待继续去经受实践的检验，其局限性也应该得到正视。但这就属于另一层面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