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者与记者，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当医者遭遇记者时，该怎么办？相信这是医者和记者，乃至患者和读者都关心的问题。

　　别打免费广告

　　先从雾霾谈起吧。

　　报道过雾霾的记者不少，报道过雾霾门诊的记者应该不多。

　　如果你不幸是后者，医院谢谢你，给相关医院打了软文广告，领导怀疑你做了有偿新闻也不冤枉你。

　　为什么？因为雾霾门诊就是个局，从来就没有所谓雾霾病，也不需要开雾霾门诊、雾霾病房，乃至雾霾医院什么的。如果真有，那是相关医院想做免费广告。

　　众所周知，雾霾是一种气候现象，雾霾所造成的空气污染对健康人而言，不可能立竿见影地导致某种疾病；对有慢性疾病的人而言，有可能会引发或加重原有疾病的症状，常见于呼吸疾病、心脏疾病、心理疾病等等。事实上，这些疾病本来已经有专科门诊、病房，乃至专科医院；病人雾霾天来医院看病，是不是雾霾引起的，没有判断标准和依据；患者自己知道该看什么科，医生也不可能给初诊病人下什么雾霾疾病的诊断。

　　如果这个时候某医院突然开设雾霾门诊，要么特无知无畏，要么特聪明且懂新闻。

　　因此，在雾霾天有医院释放信息说自家医院开设了“雾霾门诊”，无非是给了寻找新闻线索的记者一个新闻点，吸引记者蜂拥而至而已。至于新闻怎么写，医院的宣传营销人员都不用操心，那是记者的业务。

　　这里需要提示记者的是：医学规律的形成或发现是长期积累过程，短期内、突发性地改变不大可能；如果有“雾霾门诊”这样很应景，很符合新闻规律的故事发生，采访报道时一定要多问为什么这家医院要开，再问问别家医院为什么不开。

　　当然，2003年非典期间，全国医院都开了“发热门诊”，那是针对发热症状排除非典疫情的防线和非常措施，是举国上下严防死守的行政决断，作为记者，宣传报道好这样的决策和相关新闻，是职份。

　　别被慈善蒙住了眼

　　自从郭美美事件后，中国慈善进入雨后春笋阶段，医院作为与很多慈善活动相关的机构，会面对形形色色的慈善人士、慈善组织、慈善活动；媒体和记者作为慈善活动的观察报道者，乃至组织、推动、参与者，也已经或主动或被动地介入了慈善。

　　因此，医者和记者、医院和媒体在一些医疗相关的慈善活动中，应该是战友、同事，至少不应该是敌对的双方。

　　但在我们经历过的慈善中，有过这样的慈善者，他们因为自己在做慈善，所以希望大家都加入到他们的活动慈善中去，如果不或没有，那就是作恶、至少是不善。如果这种人还是记者，还通过公私传播渠道传播出有这种意识的信息。那对医院、对媒体，乃至对社会的危害就相当可观了。

　　多年以前，一个记者在跟进一条慈善新闻过程中，在自己的实名微博上发布“某医院这样的大医院，有十五万就做手术，没有十五万就让一岁的白血病、肠梗阻、肠穿孔儿童等死”，这条微博引起了数以万计的转发评论，事实是该医院在孩子急诊入院几个小时后，在没有任何费用的前提下就给这个孩子完成了手术。由于医院的行为事实和记者微博陈述的完全相反，所以当医院发布相关公告后，这个记者实名微博被销号。

　　以上这事，虽然经医院的及时公告后仅限于网络舆情，并没有形成传统意义的新闻；但网络舆情对医患关系，对医者和记者关系是一次撕裂。

　　这里需要提示记者的是：医疗过程复杂而漫长，记者无论跟踪采访时间有多长，不可能全程全方位跟进；医生在处理、尤其是抢救病人的过程中，主要工作是抢救而不是接受采访，生命健康权在此刻高于社会乃至记者的知情权；因此不理或拒绝记者采访完全可能。记者报道这类新闻要留够时间，待紧急状态过后全方位采访，再报道也不迟；抢发新闻，根据自己掌握的大象腿的形状，就说大象长得像柱子，不仅会伤害新闻当事人，也会伤害媒体公信力。

　　别为谎言圆谎

　　多年以前，某人被特异毒蛇咬伤，解毒的蛇毒血清难寻，医院办法不多，病人家属求助媒体。有媒体记者在采访患者家属时，忽略一些基本东西，比如对病人身份、职业、住地等情况的核实和实地采访。

　　关于此事的新闻，有的媒体只报道基本事实、呼吁寻找特异蛇毒血清；而有的记者则通过对患者家属采访的内容，把患者描写成为大孝子，为年迈多病的母亲长期在外打工，是在回家为母亲采药时被蛇咬伤云云。

　　被包装成孝子后的患者需要特异蛇毒血清的故事引来更多媒体的跟进，新闻逐渐由地方新闻向全国新闻推进；一个蛇咬伤的普通事件被升格到对人性光辉的赞扬，乃至牵动更多人的心，导致国家级主流媒体的持续现场跟进。

　　新闻弄大以后，病人的家属开始闪烁其词，医务人员发现病人家属女性多，而且穿戴价值不菲，并非新闻中描述的贫困家庭；还有观众看了新闻后，反应该患者在城郊结合部租的院子里，人偶然来往，行踪怪异，院子里时不时有蛇出没，引起周边恐慌。

　　后来大家到处寻找的特异蛇毒血清还是病人本人苏醒后，叫他的朋友从南方一个不大的城市医院购买后送来的，看来他知道这种血清在哪里有，据说他和他的朋友多次被同类蛇咬伤过，可能是职业的蛇工作者。

　　寻找蛇毒血清的新闻全国发生过不止一起，绝大多数没有问题，媒体参与帮助解决问题是好事，但过分拔高，风险很大。

　　这里需要提示记者的是：新闻当事人未见得全部是老实人，他们说的话，未见得都是老实话；如果记者想把新闻做大，一定要认真核实，实地调查采访，这既是做新闻最基本的原则，也是避免到后来自己也成为新闻当事人不二法门。

　　别人让善行结恶果

　　钱会把人心变坏，新闻也可能会把人教坏。

　　多年以前我接待一病人家属，他带着辗转多家医院已经明确诊断，目前医学无法治愈的病孩子；还带着他被数十家媒体报道过的，他为孩子看病求医不抛弃不放弃的动人故事，以及当地政府组织的几十万慈善捐款。

　　他希望我组织本地媒体继续报道他和他孩子的故事，我对他说：你已经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了，政府也组织了这么多捐款。医院里现在就有只要几万或者十几万就可以完全治愈的家庭经济困难的病孩子，他们从来没有被媒体关注过，我更应该关照他们。这个人悻悻地走了，骂我冷血。

　　后来因为政府组织的捐款直接打到医院帐户，并指定用途，他多次企图提现无果，新闻故事竟然又演变成政府有关部分扣押群众爱心捐款，不给他用于治病，涉嫌骗捐的法制新闻来。我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只能唏嘘，不敢说破，说破祸事就会惹到医院来。

　　在我的经历中，善行结下恶果的病房故事不罕见。有的素质不高，被媒体关注后觉得获得了强大支持，在病房胡搅蛮缠；有的把善款用于其他消费，并要挟医院免费，否则找记者曝光医院，理由是全社会都在为他捐款，医院凭什么还要收费？最可恶的是，获得一定数量的费用后，抱着病孩子就消失了，后果医生知道应该是什么，但确实无法证实发生了什么后果。

　　此外，几乎每家医院都有病人欠费，这也是很多记者关心并想报道的话题新闻，而医院几乎都不愿意言说这样的苦恼。因为，报道了不仅得不到补偿，反而会教坏坏人。我遇到最极端的例子是，开私家车把病人送到医院急诊，然后告诉医生他是见义勇为。如果医院不及时抢救就会成为医院见死不救的新闻，如果救活，找不到事主，找到了他也说别人欠得，他为何欠不得？

　　这里想提示记者的是：报道医院新闻，不要过渡集中关注“明星”病人，有的事情医院其实已经看出端倪，但说破就会起医疗纠纷，因此医者闪烁其词时，记者应该冷静地观察，不要太过情绪化地把自己投入到新闻之中。

　　当记者、医者遭遇之后

　　中国医者与记者的关系，发展到2015年的时候，显得有些凌乱。

　　首先，由于近年来医者多次、反复、经常不名誉地出现在记者笔下，乃至于医者与社会、与患者关系的“全豹”，一定程度被浓缩到医者与记者关系这“一斑”上。对于相当一部分医者而言，“防火、防盗、防记者，”“惹不起，我总躲得起吧！”成为一种心态和常态。从这个角度上讲，医者害怕某些记者。

　　其次，尽管记者错了那么多次，不仅没有哪个记者因此成为被告，反而有记者作为原告把医者的组织——中国医师协会告上法庭；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这场记者状告医者的官司中，和原告记者掐得最猛的，竟然是另外一位记者。从这个角度上讲，医者又喜欢某些记者。

　　这就让人看不大懂了。

　　医者与记者，到底是敌人、还是朋友？当医者遭遇记者时，该怎么办？相信这是医者和记者，乃至患者和读者都关心的问题，为此，作为医者和记者双重身份的笔者把自己20年来的研究成果总结起来，写了一部小说式的医院传播管理专著《当医者遭遇记者》，以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在该书中，笔者用虚拟的以仁医科大学附属以仁医院作为表达载体，用医院新闻危机所涉及的部分问题作为骨架，用自己经历、关注、研究过的有关案例为血肉，用医院管理者、媒体记者的跨界身份，和医者、记者的二维视角，来呈现和解读医院和媒体、医者和记者之间的那些纠结。把处理“当医者遭遇记者”这一问题的思路、方法、经验作了一个系统的梳理和汇总。

　　希望医者能在阅读小说一样的愉悦中，获得些可供借鉴的医院新闻危机的管理经验，学会一些与记者沟通的态度和技巧；同时也希望记者通过这本书，来阅读医者情怀、医疗流程、医院管理、医学基本，以更专业的态度和眼光关注医者、报道医院、传播医学。

　　（本文已在《中国记者》发表，这是原文。）

　　来源：健康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