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周末，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官至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的北京市卫健委主任于鲁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从官方履历显示，于鲁明，1961年12月生，北京人，1983年12月参加工作，北京医学院分院精神病专业毕业，医学学士，还是一名主任医师。他不仅仅是一名精神科主任医师、还是一个曾经的精神病医院院长，还最终做上了某直辖市的卫健委主任。一个主管健康尤其是心理健康的人，居然贪腐，据说还发新冠病毒检测国难财，其心真是疯了！

　　官员贪腐从行为医学的角度看，是典型的心理变态、十足的行为疯狂。尽管贪腐行为隐蔽，角色装扮成伪君子，但一旦被揭露出来，其丑恶的嘴脸就会暴露无遗。

　　一个精神科出身的医生，一路成长为主管最大都市的卫生健康工作官员，按道理说应该是最健康的人，不是健康人如何能让他管理健康呢？

　　为何连从事精神心理的专家型官员都会发疯呢？也许人们会说，人不是神，是人就有可能发疯，但作为一个曾经的精神病医院院长，城市最为重要的卫生健康管理者，他的发疯不得不让社会深思。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讨论过要把道德健康纳入到健康的标准中，但最终并未达成共识。健康的定义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中期的“没有疾病、心理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上。”从于鲁明涉嫌违法违纪的事实，不能说他也是一种社会适应，适应了官员常见的贪腐。但这种适应肯定不是一个良好的适应，而是一个不好的适应，从精神病学的角度，他不是健康适应，而是真正的疯了。

　　精神心理医生管精神心理障碍患者的治疗，他们自己的心理健康也有通过心理督导的方式来保障其健康。但一旦成为官员，恐怕就没有人能管得了他的心理健康了。心理本就隐私，在一个官本位的传统文化糟粕的影响下，官员的心理健康不健康是很难被更上一级的管理者正常觉察到的，而下一级的人员即使有所觉察，他敢说吗？他敢管吗？特别是贪腐官员大都会以伪君子的面目出现，人们还会觉得他挺高尚的呢？他即使疯了人们也未必敢那样认定吧？

　　笔者数年前应邀去一个城市的区卫健部门给党员干部上党课，讲的主题就是心理健康促进有助于预防腐败。其中把官员腐败行为定义为心理失健康的极端表现，类似于分离性障碍或者人格障碍中的某些表现。至于官方与媒体经常用的高频词：“疯狂敛财”“大搞权色交易”“利欲熏心”“利令智昏”，不仅仅是道德沦丧，更是心理上的变态与疯狂。

　　精神心理医生成为官员后也发疯，其个案具有典型的社会心理意义。联想一个个被揪出来的腐败官员，对他们的组织管理可谓是十分严格的，但心理作为一个人的隐私，恐怕成为了一个管理的真空。健康中国时代，对老百姓的健康管理普遍加强了。心理健康服务未来会覆盖到每个社区角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虽然也提到了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的心理健康促进，可是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员，他们的心理健康管理将是最难实现的。

　　然而，对于官员的心理健康管理却是更为需要的，官员也是人，是人就要有人文关怀，而不是对他们进行道德绑架。于鲁明违法违纪，其行为可恶，其人却值得同情。想想一个具有专业化的精神心理健康工作者，最后自己也被搞疯了，什么原因？不就是缺乏系统的、深入的、细致的人文心理关怀与心理健康管理吗？如果对他们的组织管理措施中，不仅仅是政治思想教育、不仅仅是规章制度约束，还要有更多的人文关怀，让他们能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思维、作为。把他们的健康管理不看作是给官员的福利与特权，而要看作是有助于他们健康行使管理职能的基本保障。对于国家公务人员来说，应该没有心理隐私，应该是大公无私。正是因为官员的健康是国家秘密，就更应当对官的心理健康进行管理。否则，弄出个贪腐案件出来，不仅仅是害了官员的政治生命，也让国家政府形象大受影响。

　　精神病医院院长发疯，需要反思的不只是他本身，而这个让他发疯的局部小环境和社会大环境，也更需要全社会的人们一起来反思。

　　作为抛砖引玉，笔者也有反思反问：一个需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的时代，心理咨询师退出了国家资格考试目录，心理医师职业也从上一版国家职业大典目录中退出了，很多地方心理治疗师的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审核也越来越严格，有的甚至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而且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基础专业考试还尚未在医学院校得到普及，这是社会没看到心理健康的重要性？还是觉得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性不那么强？还是什么其他的考虑呢？

　　特别需要反思的是进入心理健康行业及国家管理的服务者，更需要有心理健康的筛查与全职业周期的健康管理，如果在这方面多投入一些，从事心理健康服务的人才能成为真正促进心理健康的榜样，从事社会治理的人们才能真正成为社会健康的楷模。

　　来源：心理健康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