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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红包是部分医疗纠纷的起因。

    但凡收受红包的医生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智商偏低，二是贪婪，但凡送红包的人也有两个特点，一是忧虑，二是因忧虑而过度质疑。前者吃人嘴软拿人手短，后者又自持把柄，成为很多医患纠纷案例的起源。

    二、《红包协议》是掩耳盗铃又或掩人耳目，是嘲讽。

    《红包协议》是医患矛盾日益尖锐，医患双方都深受其害的背景下出台，反映的是一种乞求心理，就是不讲法治了，讲和谐，人造和谐，通过行政强制医院，通过患者就医顺搭强制患者，强行把两个人拉到一起坐下来谈；

    《红包协议》说是协议，其实是各自良心的保证书放在了一张纸上，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种单方保证因为缺乏约束条款而无实际意义；只会让医生们心烦而不能安心工作，甚至有受辱的感觉！

    如果真有诚信，讲究道德，是不需要约定的，因为道德的约束力对中国人来讲都在内心，在口水之间，不在纸上。而纸上盟约，则反映了道德的缺失，而这种约定除了无效之外，是对医患双方群体和个体的双重嘲讽。

    三、《红包协议》了无新意，是医疗纠纷法治化处理的倒退。哀求没有用，吵架没有用，人造和谐没有用，法治才是正道。

    《红包协议》不是协议，你说你的，我说我的。

    医生说“我要医者仁心，给你知情权，不收红包”，患者说“我不讳疾忌医，反对医闹，不送红包”。

    我明明就看见两个并不开心恋人，还要在那里互相表白给路过的陌生人看，并让人捧场。

    其实质是医患纠纷处理中法治的倒退，这就好比你我两人结伴而行，大家约定不杀人不放火，不收红包，路不拾遗。

    无论多么华丽的表白，最直接约束医患双方的《执业医师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就在那里，是不是我们不再相信法治，而那么相信人造和谐假象，骗谁呢！不是想掩耳盗铃就是想掩人耳目！

    四、从制度改革入手，树立医疗纠纷法治化处理权威。

    1、职业要平等化。

    不要再对医生、教师、法官冠之神圣光环；因为光环之外往往是物质利益的受损；当劳动得不到应有的回报，再加上反复的诱惑和制度缺陷，久而久之必生怪胎。

    2、医疗保障健全。

    不要让我求你，资源平民化，人人可得。

    3、只有一个对价。

    市价之外无法购买，只有一个对价，自行加价并无特殊服务；更不能让人拿着钱对公支付就医困难，必须对私支付才能购买就医服务。

    4、医患纠纷的法治化处理，不能持强凌弱，也不能光脚撒泼。别一出事双方都喊自己是弱势群体卖乖，吆喝人情，让人们相信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