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克里斯之剑》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传奇故事，大概意思是：

　　达摩克利斯是公元前4世纪意大利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二世的朝臣，他非常喜欢奉承狄奥尼修二世。有一次他道：作为一个拥有权力和威信的伟人，您实在很幸运。狄奥尼修二世提议与他交换一天的身份，那他就可以尝试到首领的命运。在晚上举行的宴会里，达摩克利斯非常享受成为国王的感觉。当晚餐快结束的时候，他抬头才注意到王位上方仅用一根马鬃悬挂着的利剑。他立即失去了对美食和美女的兴趣，并请求僭主放过他，他再也不想得到这样的幸运。

　　这个故事至少说明几个道理：

　　1、一个人拥有多大的权力，那么他就要承担多大的责任、压力和风险。

　　2、当一个人获取多少荣誉和地位，他都要付出同样多的代价。

　　3、我们不用羡慕别人拥有多少，而要想到别人为此付出了多少、承受了多少。

　　4、当我们想要得到多少，那我们就必须准备好更大的付出，来换取收获，因为，天下从来就没有免费的午餐。

　　5、对随时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要做到心生敬畏、处处谨慎。

　　6、当想好要得到多少时，那就意味你已经失去了多少了。

　　7、在和平安宁之后存在着危险与不安——居安思危。

　　8、当有人觊觎你的位置的时候，让他知难而退。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这份责任和风险。

　　其实，我们每一位社会办医投资人，就是那位狄奥尼修二世，奔着王位而来，眼前名利加身，头上利剑高悬。

　　如今要问社会办医从业者，你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无一例外会脱口而出：医保违法。

　　回过36年从医路，当年从公立医院医生到公立医院院长再到早期民营医院投资管理人，当时最怕的事，无非是医疗事故和纠纷、医闹，医疗纠纷和医闹，曾是一把无形之剑，时刻挥舞在院长和医务人员面前，总让人心有余悸。

　　不妨讲几个至今记忆犹新的例子，就当故事：

　　第一起，还是我刚毕业那阵子，1990年左右吧，在县人民医院当外科住院医生。医院里死了一个患者，好像是石矿安全事故伤者，不治而亡，结果石矿老板带人闹事，停尸门诊，封堵大门，焚烧纸钱，追打医生。公安出面都无法压住，最后政府为息事宁人让医院赔款，第二天才收场。记忆中医闹恐惧的根就这样埋下了。

　　第二起，我到一家医院当院长后，1995年，县里另一家医院死了一个病人，好像是一个边远小镇的村书记家属之类，事情也瞬间闹大，卫生局正副局长都到医院现场，结果不知怎么回事，被家属方强行带到山中的村上，让他们跪在死者面前。他们还把通往山里的路封住，不让政府公安解救，结果也是在2天之后，以对方拿到一笔不小的赔偿金而告结束。那时的我，与很多医务人员一样，那个气噢。记得我去探望局长，看到他谈起这事，两眼流泪，这种屈辱感受，无人能解。

　　第三起，是我在当院长的医院，自己手里发生的事，应该是1997年左右的事。一个产妇因麻醉意外死亡，因为是非婚生子，男方本与女方娘家矛盾，此事一出，正好把怨气和挽回损失的希望出在和寄托在这个事上，他们抬着尸体在医院里到处走，最后抬到我办公室，我第一时间出面与对方协商，没想到对方一下子冲进来很多人，有人开始激动，其中有一个人隔着桌子扑过来给我打了一巴掌，眼镜也被打飞，此时我也是怒从心中起，跳上桌子扑向那人，要拼命。最后被双方拉开。我坚持要求走法律程序：尸检，然后按责任补偿。最后对方也没有同意尸检，最后还是给了6万补偿结束，他们开始的要求要100多万。

　　那时医疗纠纷和医闹，对医院、院长和医务人员来说，就是一把架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院长那那几年，我最怕半夜手机响起。

　　当时感想有两点：

　　一是几乎在国内形成共识，医疗意外，无论院方有无责任，出事就闹，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政府部门很多时候睁一眼闭一眼，总要求医院拿钱买平安、保稳定。很多时候，公安部卫生部等颁发的相关针对医院的治安管理条例或是马后炮，或是挂在墙上的钟馗像。

　　二是只要硬气，医院和政府都要硬，医闹也没什么可怕。除了我上面的例子，还有一个我在安徽一家医院的案例处理，政府的硬气，让我记忆犹新、心存感激。那家医院也出了一个意外死亡事件，结果家属闹事，我接报后电话要求医院必须走司法程序，不能轻易妥协、凭空给钱。结果闹，当时我直接给分管区长和公安领导电话表明了态度，提出了请求，必须走司法程序，该赔多少就赔多少，我还提醒，如果这次我们妥协为了息事宁人轻易赔钱，那么就给后面政府和医院埋下一颗麻烦的种子，医闹会源源不断，尤其在农村基层这样的地方。领导也认可了我的意见和建议，于是政府和公安马上采取行动，拘留几位带头者，强制清理现场，事情得到平息。

　　多年以后的现在，尽管伤医事件也时有发生，医疗安全和纠纷早已不足为险，这归功于一是政府重视，二是法律保护，三是医患关系缓和。像湘雅二院刘医生行医伤人的医疗犯罪案例毕竟少之又少。眼下医院和医疗从业人员尤其社会办医从业者最大的风险源自医保违法。医保违法被处罚医院关门、人员入刑的案例比当年医闹要多得多，严重程度自不必言。当年医疗纠纷医闹，最大的后果是赔钱，鲜有刑事风险。而今医保违法，除了罚款，责任人承担刑事责任、判刑收监的案例比比皆是。一次一位监狱长朋友开玩笑说起，监狱里欢迎医生，医生一般可以在医务室帮忙，以前只有院长等受贿入狱，现在有很多医保犯罪入狱的，比受贿入狱的人还多。

　　医保违法，有两种情况：主观故意与非主观故意（管理过失）。这两类性质，应该不难区分。对前者，应该不能手软，而对后者，应该处罚适度、教训改正为主。但现在实际操作中，几乎没有这样的区分。

　　下面还是以自己的经历，来谈谈医保违规被处罚的痛。

　　凭良心，我们对医保守法管理是十分严格的。2014年，我们在某省城开办了省内第一家二级康复医院。这个项目，是我们在省城投资的第一家医院，这个专科，对我们来说还是首次涉足，对地方医保政策、业务模式、营销策略等都不熟悉、需探索。新聘的院长是在省城另一家医院有过管理经历的女性院长，敬业、负责，管理细致，经营意识强。有一次，我听人反映，她在营销中采取了“打包收费”的模式，就是把病人的一些自费部分，打包固定价格收费，有擦边让利嫌疑，尽管当时医保还没有明确禁止（若干年以后医保才出台此类情况明确禁止的规定）。我即把她请来，了解了情况。她说这是目前本地民营医院普遍在做的事。我分析后认为不妥，这是变相的单方面让利，严肃批评了她，并要求她马上停止这个做法。她感到很委屈，印象深刻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与您弟弟（当时负责集团基建）谈起，看着您这么辛苦，很心疼，医院业绩上不来，您要千方百计筹钱发工资，我不忍心啊，总想尽快把医院业绩提上去，替您减轻压力“，坦白说，有这样的下属，再苦也甘。但一码归一码，后来我把她调任另一家医院任院长，也算是一种责罚吧，没多久她可能负气离职，尽管我真心挽留，以及后来也多次请她回来，也都没成功。因为医保管理严格的不可妥协，以及可能的过渡反应和不当处理，我们失去了一位好院长。但是，对医保严管的决心和做法，也让集团高管和旗下医院管理者进一步清楚和明确了。

　　也因此吧，凭良心，各地领导是信任我们的。自己曾受医保局之邀，出任集团所在省会城市医保协会的发起人（总共6位，社会办医记得好像就我一家），后任副会长；旗下一家医院所在地的某县，我们的片区负责人，出任了县医保协会会长；旗下一位副总，还受聘兼任了国家医保局飞检专家库成员（省内唯一社会办医任职者）；我们旗下很多专家（财务、医保、信息、医疗等）经常会被邀前往各处参检、到各处授课。搞的下属被抽人医院的院长们因为影响医院工作而颇有怨言。也经常有各地被飞检查到有我同事在检的公立大医院的同学熟人电话来招呼关照，说实话，颇感欣慰。

　　大家都明白，当下政治生态之下，没有对你的充分信任，这些头衔和工作不会加封和落到你社会办医者头上的。

　　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被这把剑多次伤到。可想而知，其他社会办医者有多难了。

　　集团旗下几家医院几次医保违规被处罚事件在此做个简单回过，以资借鉴。

　　2015年下半年，位于省城的一家下属医院，由于一个患者举报，几个治疗收了费，但没有做。医保局来查，发现确实那几天一个医生请假，留下一个医生来不及做，又没有及时修改医嘱，才出现这个情况。检查人员也了解了这个情况，退了多收的费用（记得好像就几千元钱），要求医院尽快与患者解释，得到他谅解，并撤诉。医院也做了工作，患者表示理解并同意撤诉。谁知12月17日，收到市医保局处罚通知：暂停医保服务协议3个月。咋听顿时感觉天要塌下来了（这种感觉只有坐在剑下的人才能有），此时，这家医院经营刚有起色，在本市的第二家医院已经开建，如果停保，实质性负面影响将很大，甚至会影响集团的后续发展。第二天很早，我就来到市医保局找到主要领导。他了解情况后告知，后面那位病人没有撤诉，医保局只能按程序来，目前既然处罚书已经下了，已经没有余地了。一方面他责怪我们管理班子责任心不强，没有与患者达成谅解，也没有及时与医保局沟通了解情况，造成被动；另一方面也给我了一些安慰，他说暂停协议期间，不影响在院病人的医保结算。好在这些都是老年长期住院病人，能够继续正常在院就治、结算，经济损失得到一定控制。医保局出来，还是早上9点不到，坐在车上，平生第一次感到无助、失败，在微信朋友圈发了这么一首诗：“中年身世两不堪，家非容易业亦难。曾言何妨天下事，马上封猴成笑谈。”

　　这是我们第一次被剑所伤。这次被罚，告诉我们：即便几千元的违法，也可以让你遭受严重处罚！停保，给医院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经济损失还是次要，关键是社会负面影响，尤其对一家注重社会口碑、希望做行业标杆、有远大梦想和追求的公司来说。医保管理，除了“勿以恶小而为之”以外，一旦有事，必须要密切跟进，一定要到结论或结果落地，不能无人问津、终酿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