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2009年前后，旗下一家医院某科室把一个经救治病情稳定后、又经反复努力寻求救济医药费无果后的无主重症创伤患者偷偷转运到一家公立医院急诊室（他们认为救治无主病人应该是公立医院的责任），而该公立医院又把该病人偷偷转运遗弃在郊区公路旁最后病人死亡，当地媒体报道后掀起轩然大波。我得知情况后第一时间赶赴医院，对此事进行了解并对相关责任人做了严肃处理。在深感痛心内疚的同时，也进行了深度思考。救人一命胜造七级

　　浮屠，那么这种为了钱，而推诿病人，又怎么说？道德何在？良心何存？

　　2010年初，在集团年度经营工作会议上，我郑重倡议：“做一个有良心的医生，办一家有良心的医院”。这个要求从此成为集团旗下所有医院的标志性标语，也成为各院全体员工最为朴素的行为准则。

　　从医生到院长再到社会办医投资管理者，职业生涯37年。很早以前，我就坚持这样认为：世间百行，任何一行都可以不讲道德，丧失良心，唯有一行不能丢掉道德和良心，那就是医疗，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存续的底线。

　　做一个有良心的医生。

　　何谓良心？DeepSeek如是说，“良心是人类内心对是非、善恶的判断能力，是道德行为的指南针”。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良心是人们心中的道德法则“。

　　良心，存在于人们内心深处，在听到看到一些事情，和要做出一些行为时，激发出来的良知，从而劝诫自己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

　　记得刚毕业那阵子，上世纪90年左右，在老家县医院做外科医生，坐门诊，碰到过几例病人，基本是老年病人，急腹症（急性阑尾炎或肠胃穿孔）病人，需要急诊手术。开出住院单后，家人陪着老人在门诊室徘徊，最终都怏怏离开。我知道，他们没有钱。就我的专业认知，老人就两条路，回去病情进一步恶化，腹膜炎、败血症、休克、死亡，或用一些抗生素、或自身免疫能力强，穿孔包裹，病情好转，活了下来也未可知。遇到这样的情况，我总会在后面的几天时间里也是心情怏怏，总在想那老人怎么样了呢？也许，这就是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良心在呼唤我。我会幻想，如果这家医院是我的，我会把他收进去，简单的手术，就可救他一命。

　　或许，医生碰到要死要活的病人多了，死人也见多了，心里会麻木，良心也会被埋没。也还记得两件事，至今耿耿。这两件事都是发生在刚毕业不久当外科医生的那阵子。

　　一件事是，有一次一个初冬的夜间急诊值班，来了一个急性尿潴留老人（秋冬换季之际这类病人很多），这种病一般都发生在后半夜凌晨时分。那夜，我们几个急诊班的同事在打牌。病人急诊，自然打断了我们的牌局，很是懊恼。于是我为了尽快处理，不影响我们太久的打牌时间，我就也不按诊疗常规处理了，让家属配了一副输液皮条，拿皮条一端的针头，直接插在耻骨联合上方的膀胱鼓涨之处，尿液马上出来了，不想老人突然双膝跪在了我的面前，磕头谢恩。想到我为了打牌，草草处理，老人还在跪谢，埋在深处的良心，被深深触痛。

　　另一件事是，一次也是急诊，碰到一个车祸病人（东北长途大货车司机），脾破裂，失血性休克，需急诊手术。病房值班是长我几年的师兄，也只是低年资主治医，按例病人手术前需要上级医生会诊同意。病人抬到手术室门口，上级医生老主任赶来，简单看了一下病人，此时病人已经出现了叹气样呼吸，这是急性失血病人失血性休克晚期的典型症状，不立即止血、输血，可能也就几分钟时间。老主任对我们说，算了，放弃吧。然后转身走了。看着地上这位身材魁梧的东北汉子，我与师兄说，总不能真的看着他死，我们拼一把吧，试试。师兄也同意。于是，我们也违反诊疗常规，不洗手，两件手术衣、两副手套，也不施麻醉，术野简单消毒，也管不了分层切腹，进腹后一方面阻断脾蒂，再行脾切，另一方面自血回输，想不到立竿见影，生命体征旋即恢复，这要归功于东北大汉的强壮体魄。到术后关腹时，病人已经因为疼痛（未实施麻醉）开始挣扎了。兴奋一夜，唯一担心的是第二天怎么与老主任交代。这件事，让我着实欣慰至今，医者仁心，良心使然。

　　《梅奥住院医生成长手记》作者柯林斯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的老师，有“全能先生“之称的马克·考文垂教授做髋关节置换手术，不幸由于住院医生的疏忽，误开了健侧，幸好及时发现并中止，但已经切开健侧韧带，拿下了大转子。术后第一时间，考文垂教授便与患者和家属做了坦诚的沟通，并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一个人身上，终于获得患者的原谅。事后，他还原谅了那位犯错的住院医生，只是告诉他，“如果再犯这样的错误，那么只有上帝才能帮他了”。我相信，每一位做医生的，职业生涯中，总会有过类似的经历，大多数人又是或又会怎么做呢？考文垂教授就是一位良心医者，无论对患者，还是下级医生。

　　良心是以同情心为支撑的。作为医者，只要你有同情心，那么，你的良心就不会泯灭。

　　患者是最弱和最无助的群体，他们最需要关心、同情和尊重。良心将驱使医者这样做：多宽慰、安慰患者；不因患者身份贵贱而予不同对待；勇于担责坦诚相待；不乘人之危谋不当之利；对弱势患者（孤寡、老者、贫者、危者）施以更多的经济和人文关怀。那些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损害了患者利益，包括健康、心理、经济，但还是心安理得、毫无内疚的医者，就是良心泯灭之人，不配做医生。

　　社会主义的人民医院，我们总是用伟人的两句话来要求和约束我们医务人员，就是“一切为了人民健康“、”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1941年对延安医大学生的讲话）。这可能是站在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高度来给我们提的要求。如果这是作为我国医务人员行为准则的“最高纲领”的话，那么，“做一个有良心的医生”应该是我们全体医务人员的“最低纲领”，这一点，还真的无关政治。

　　如果医者人人都能“做一个有良心的医生”，我想，这已经是社会之福，百姓之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