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诊科女超人于莺”是协和医院急诊科医生，据说她的微博粉丝有三天内激升17万的惊人记录，因而成了网络红人。近日里，有编辑发来她的一条微博，请我写篇评论。微博原文如下：“又一个大夫从急诊科辞职去了相对轻松的科室，剩下的人依旧忙碌的上班，热闹的插科打诨。现行的制度不断在挑战着承受底线，仿佛听到有个声音在说：到底要走多少人才会让社会恐慌，才会让科室排不开班，才会让梯队断档。每个留下来的人都在默默忍受……不该反思些什么吗？”顺着“急诊科女超人”博文的思路和逻辑，正好说说自己一直在思考但仍嫌不成熟的一些想法，权当为“引玉”而不是为“拍人”抛出去砖头吧。

　　于大夫微博中“仿佛听到有个声音在说”所披露出来的社会现实，恐怕还不是最令人惊悚的。有几位台湾的朋友来北京，一起共进晚餐时聊起医疗服务，他们说，近年来，台湾的医疗服务界掀起一股潮流，以往很吃香的专科医生现在都OUT了，如今最风靡的是：外科大夫改行搞整形美容，妇产科大夫专攻男女不孕、试管婴儿，中医大夫则热衷于中草药“伟哥”……一句话，走“偏门”而牟取利润最大化已经成为一部分医生的“终极追求”。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会不会有一天，医院里外科、内科、妇产科、小儿科……都得关门。

　　在国内的媒体上，关于医疗卫生领域人才使用和培养的很多互相矛盾的消息也让人云里雾里不知就里。譬如，2011年两会期间媒体报道：一方面，中国目前执业医师和助理执业医师大约有200万名，每千人口约有1.5名医生。但是，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医生只占1／3，而具有医学博士学位的医生还不到1%。与印度相比，有医学博士学位的医生是1∶40。另一方面，中国医学类大学本科毕业生又普遍存在就业难的问题。2005年，从医学院毕业的学生为58万，但有46万人没有进入医疗卫生领域；2010年，90万人毕业，54万人没有从事医疗卫生工作。

　　社会学理论中关于专业和专业主义的诠释和阐述，可能对分析上述情况很有帮助。近50多年来，社会学领域中发展出了一个新的分支——专业社会学。专业社会学主要关注人类社会中一部分知识含量极高的特殊职业（如医生、律师、工程师和教师等），研究这些特殊职业在社会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他社会领域的职业的内在联系，以及作为社会有机体的这些特殊职业生存和发展的规律。

　　作为一个科学术语，专业被看成一个富有历史、文化含义而又变化的概念。有趣的是，世界上自古以来就有“4个伟大的传统专业”，即医药、教育、法律和神学，具体的专业人士是医生、教师、律师和神父。

　　一项职业是否能被称为“专业”，有两个特征是必须被强调的：其一，专业知识。即拥有一个包含着深奥知识和技能的科学知识体系，以及传授获得这些知识和技能的完善的教育和训练机制；其二，专业伦理。即要有行为操守，包括礼貌、荣誉和职业伦理，界定从业人员与当事人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以及与公众的关系。

　　但是在当代中国，可能有一种倾向，就是对于专业，只强调专业知识而忽视专业伦理。于是，当专业人士肆无忌惮地狂热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时，问题就出现了。试想，一群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不受任何游戏规则的束缚，而把自己掌握的“深奥知识与技能”当作绑架社会的资本时，社会又怎能奈其何？

　　医生，就是这样一种专业。所以无论古今中外，当你加入这个行当时，首先被要求的就是接受专业伦理的教育。在西方，有“希波克拉底誓言”，提出了“关心病人比关心病更重要”的价值判断，奠定了现代医学伦理学的基础。在中国，药圣孙思邈也在《大医精诚》中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可见，医学伦理或曰医德乃是这个领域带根本性的普世价值。

　　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家于光远认为：“对临床来说，不仅疾病一般都有社会的原因，有社会性，医学的治疗行为，包括所用的方法、手段，也是有社会性的。所以临床是两重的社会自然过程，因此，我认为医学不是一门纯粹的自然科学，本身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交叉的学科。”医学家黄家驷则认为：“人的健康与疾病，不仅受着物质环境的支配，也受社会制度、经济条件、精神状态等影响。因此，医学又是与社会科学密切相关的。”

　　如果从社会科学理论的立场去看这个问题，医疗服务领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领域，在这里，市场经济理论中的“价格机制”通常是失灵的。

　　在美国经济学家雷诺兹所着的《宏观经济学》中写道：“每一个市场的基本特点是市场价格，用它来平衡市场的供给量和需求量，分配现有供给，和发出供给需要的增减信号。”“在纯粹竞争下，一个具体的产品只能有一个价格。如果某一卖者以高于别人的价格要钱，买者就会到别处去买。市场中的买者和卖者人数多，而且可能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迫使所有交易趋于单一价格。”

　　如果我们足够细心的话，可以发现，在以上描述市场和价格以及价格机制的文字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前提，这就是所谓“纯粹竞争”。什么是“纯粹竞争”呢？按雷诺兹的解释，“在各市场中，有很多买者和卖者，进入市场完全自由，没有互相勾结串通和固定价格，产品标准化。人们知道他们希望买什么，知道市场情况，为他们自身利益而行动。这种情况叫纯粹竞争”。

　　然而，遗憾的是，上述建立在“纯粹竞争”基础上的理想化市场在医疗服务领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一，医患双方，也就是上述的卖者和买者，地位是极其不平等的。患者，亦即买者，并不一定知道他们应该“买什么”，他们也不太了解“市场情况”，因此也难以“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行动”。这通常被解释为双方信息不对称，其实不仅如此，医患之间还存在着权力的不对称。医方，亦即卖者，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实际上在法律的保护下已经上升为专业权力，医生的行医权或处方权是得到国家保护的：患者患的是什么病、应该吃什么药、做什么检查，是否要动手术……实际上统统是医生说了算，患者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要么选择接受，要么选择放弃。其二，医疗服务是一个通常所谓的专业领域，市场进入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医疗资源常常表现为短缺甚至匮乏，“卖者”其实是有限的；在当前市场机制并不完善的前提下，“勾结串通和固定价格”更是常常发生的事；要说医疗卫生领域的“产品标准化”，更是难以企及。所以，医疗卫生似乎是一个天然的垄断领域，因为没有“纯粹竞争”这个前提，价格机制在这里是失灵的。以下，我们再来看看在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一些经典着作或教课书中表述的观点。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格伦内斯特教授在《从英国的经验看医疗竞争与质量》一文中则指出：“在标准的经济理论中，一种服务或产品的质量在竞争环境下通过不断创新得到维护和提高。一个公司的持续存在（股东利润、市场份额及职员的工作）取决于该公司是否能够生产出消费者需要的产品。要达到这一境界，消费者要完全了解，至少是充分了解，并有机会在不同的厂商之间作出选择。竞争，意味着产品供方能够自由进入市场，并且失败的生产者能够走向破产。这就是自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理论的基础。但是，有了肯尼斯·阿罗在1963年对经济理论的贡献，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医疗市场具有某些特性导致这些基本假设并不适用。”

　　雷诺兹在其另一本着作《微观经济学》中指出：“保健业也具有有趣的经济特点。需求大部是由医生决定而不是由消费者决定。医生决定，多少时候你须要去看他，你是不是该进医院，在医院该住多少时候，是否需要动手术，该服什么药和做什么检查。”“在美国，医生是收入最高的职业；而这和他们实行的价格不是没有关系的。各地区的医生，是‘合作的寡头垄断’”。“在纯粹竞争下，不正常的高价格水平，说明供给不足，人们可以期望增加供给会带来价格下降。但是，在寡头垄断下，不一定这样。大夫收入很高，这一事实并不证明他们太少。”

　　社会学家则主要把批判的目光投向“医生的权力”。在美国社会学家谢弗所着的《社会学与生活》一书中指出：“美国健康保障体系中强势的医师角色，让他们得以主导与护士及病人之间的关系”。“健康保障体制就像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抗拒基本的改变。一般而言，通过现存制度的运行而得到实际财富及权力者，会有强烈的诱因想维持现状”。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在他的着作《社会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医学界在界定什么构成和不构成疾病方面拥有巨大的权力，它能够运用其‘科学真理’仲裁者的地位把人类生活中越来越多的领域置于其控制之下”。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当一个社会的某种专业或专业人士无视专业伦理而失控出轨时，这个社会将会遭遇怎样的困境？所以，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专业社会学逐渐出现了一个态度上的转向——由一个为专业辩护的社会学转向一个反专业的社会学，而“权力”成为界定专业的主要线索，其理由如下：第一， “专业理念”或“专业特质”，如“服务取向”、“内部调控”等决不靠谱；第二，所有专业皆有强烈的扩张倾向，不断地制造问题以开拓一己的市场；第三，这些专业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往往治标而不治本。第四，专业化之趋势愈普及，社会愈多问题。

　　由此，也就导出了社会学对专业的一个特殊的解读：什么是专业？专业其实是一种独特的职业控制手段。说句大白话，就是一群具有相同的特别知识和技术背景的人，结成了一个试图阻止其他人进入的“专业圈子”，从而使他们的特别知识和技术变成某种稀缺资源，最终达到使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从以上对专业，包括对医疗服务的分析中，是否可以对“急诊室女超人”提出的“反思”，以及境外朋友描绘的医疗服务界的恐怖前景，起到一点“雷击”的作用？当然，这只是“医改”所要关注的一个方面。限于篇幅，其他方面改日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