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病防控不仅仅是医务人员和医pic疗系统的事情,而是从顶层到底层,自上而下的过程。医改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慢病防控医疗体系。这是我上周四在北京中国慢病大会的发言核心。现在《健康界》杂志整理刊出。
日前,在2014第五届中国慢病管理大会上,我表示,慢病防控是围绕医学模式转变的系统工程,需要关口前移。过去,中国卫生政策和医疗界都在关注疾病治疗,却忽视了疾病预防。
2009年,国务院发布的新医改方案中提出,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健康教育、妇幼保健、精神卫生、应急救治、采供血、卫生监督和计划生育等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pic
然而,一直以来,我们口口声声强调预防为主,但却未贯彻到实际医疗服务当中。慢病防控不仅仅是医务人员和医疗系统的事情,而是从顶层到底层,自上而下的过程。医改所有的问题都是围绕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的慢病防控医疗体系,并在慢病管理的全过程中,实现医改的三回归:公立医院公益性回归、医务人员劳动价值的回归、尊重生命理念的回归。
慢病防控未放在首要位置
新医改五年来,国家财政对医疗卫生累计投入不少资金,但放眼国际,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仍然偏低。中国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从2009年的4.4%提高到2012年的5.7%。与国外相比,2000年,美国医疗卫生投入已占财政支出的20.5%,1998年,德国医疗卫生投入占财政支出的18.89%。
从投入上看,中国并没有把慢病防控放到首要位置。中国2011年卫生费用流向显示,投入到公共卫生机构的仅占8%,城市医院占40%,县医院占13%,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3%,卫生院占6%,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占2%,门诊机构占10%,药品零售机构占10%,其他占8%。
大量的循证医学研究证明,60%的死亡与慢性病有关,且70%的慢性病可以通过预防来控制。那么,在有限的资源下,如何合理使用公共卫生资金呢?
公共卫生资金分配优先次序有四个金标准:一是安全有效果,所投入的疾病负担大,社会有需求;二是符合社会伦理和公平准则;三是具有成本效果和成本效益;四是经济上可行、组织上可行。
另外,公立医院以疾病为中心的模式导致其以经济为中心,出现过度医疗等现象。中国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如果公立医院以防控作为中心,就会尽量让公众少生病。
政府责任不明
3月2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强调,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公共产品”,必须下大力气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但在现实中,公立医院的基本医疗、慢病防控都存在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廖新波表示,各级医院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形成了各自独立、相互竞争的格局,造成医疗行为的扭曲,淡化了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损害了医疗服务体系的运行效率。
导致上述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投入不足。以2010年广州、深圳、香港三个城市的收支情况为例,广州、深圳、香港三个城市的GDP分别为10604.48亿元、9510.91亿元和17841亿港元;三个城市的医疗预算开支分别为21.5亿元、43.41亿元和540亿港元,三个城市教育加医疗预算开支占税收的比例分别为1.33%、5.48%和44.92%。
内地财政对教育医疗的投入状况由此可见一斑。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公立医院不得不走向市场化,最终扭曲其公益性。
问题症结还在于政府责任不明、理论模糊、补偿机制迟迟不能制定、监管机制没有建立及缺乏第三方评估。
形成尊重生命的氛围
这需要从制度与社会上形成对生命的尊重的氛围,并明确政府与社会的各自责任。如果中国落实好政府责任,让市场去做该做的事情。那么,慢病防控一定会得到有序推进。
建议从以下五个方面着手改进:一是要明白医疗服务的属性。基本医疗并非医疗服务产业,不可“薄利多销”。因为“薄利”往往与偷工减料、藐视知识和亵渎生命相连。
二是完善监管体制和医疗服务体系。行业组织的自律与自治体系要构建起绝对的专业监督权威。
三是改革医生薪酬体系与支付体系。过分指责医院和医生的医疗行为很伤害行业自尊,而且根本就是一种懒政。要从根源上和法律上加强力度,保障医生的权益。
四是加强医学科普教育,增强全民健康素养,形成尊重生命和尊重医生的社会风气。
五是规范媒体广告宣传,甚至禁止医疗广告。
作者:秦永方 时间:2024-12-23 17:12:53 文章来源: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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