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上有一篇文章，题目为《【医科大学校长之死】医生全民Sci的悲剧》。是作者崔巍写的一篇文章《纪念周同甫老师》。在题目下面他写了这样一句话，《谨以此文献给饱受低劣医疗之苦的病人及其家人》。

　　很有感触，看了很多遍。一直想写点什么，但是很长时间感慨很多，因为不知从何说起。

　　文章中讲到，周同甫老师，华西医科大学的副校长，是儿科心脏病学教授，2009年在华西医院眼科手术后第3天突发呼吸心跳骤停，虽然保住生命，却已成植物人！

　　见到周老师后，作者崔巍注意到医生没有使用深静脉血栓和误吸的预防措施。作者崔巍浏览病史，他术后使用了利尿剂降眼压，却没有监测电解质。事发当天的第一个血电解质显示：血钾3.0。这可能引起心律紊乱。而且，低钾常常伴发低镁，后者可以诱发致命的TorsadesPointes。可是他的急救医生根本没有查这一项！他的第二次血电解质报告是在48小时之后……期间，据说做了MRI和PCI，所有贵重的检查……。

　　除此之外，作者崔巍还找除了医生存在的其他的一些问题。最终，周同甫老师所在的医院的医生同事未能挽救其副校长的生命。

　　而在这个案件中，基于周老师的身份，以及与当事医生的同事关系，医生不可能不尽心。而在采用的检查手段上面，也是采用了先进的，极尽可能的技术。在地利和人和的有利局面下，做了足够贵重的检查，为什么医生还是存在这样那样的过错？（我们无法判断医院的诊疗行为与周老师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无法判断医疗行为是否真的存在过错，仅仅是根据文章的论述，假定医院存在文章中指出的过错。以此作为论述的基点。）

　　而医生作为患者角色时成为医疗过错的受害者，并不少见。最有影响的是北大医院心血管教授的案例。

　　死者熊卓为系北大医院心血管内科研究员，在北大医院接受脊柱手术后病情突然加重。2006年1月31日，北大医院宣布，熊卓为因发生术后并发症肺栓塞，抢救无效死亡。北京市高级法院委托了司法鉴定。司法鉴定对因果关系分析认为：北大医院对熊卓为采取手术治疗的适应症存在质疑；同时对围手术期深静脉血栓形成的认识不足，存在检测、预防及治疗等方面的缺陷，未能早期发现深静脉血栓形成；在出现肺动脉栓塞时，也未能及时发现并有效处理，致使病情进一步加重，同时抢救过程中出现心脏和肝破裂。综合分析，目前材料未能发现其他可以导致熊卓为死亡的因素，北大医院的上述医疗过失造成熊卓为死亡，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院终审判决认为，原审法院依据鉴定结论确认北大医院的医疗过失造成熊卓为死亡的损害后果，判令北大医院承担民事损害赔偿责任，是正确的。

　　而在现实中，这种情况，也并不少见。就我了解的情况，也有好多例。

　　1、一外科主任因食道癌（早期）去外院做手术，手术后因肋间动脉出血死亡。

　　2、一外科护士长在本院乳腺瘤切除，未进行病理检查，未能早期发现乳腺癌，最后因乳腺癌去世。

　　3、一医生因甲状腺肿瘤在本院手术，未进行病理检查，未能早期发现甲状腺癌，最后因甲状腺癌去世。

　　4、一医生的亲属因肠梗阻到省级医院住院治疗，因未及时手术，造成患者出现肠坏死，导致患者死亡（经鉴定医院存在过错）。

　　5、一医生的亲属因肠梗阻在本医院住院，保守治疗中出现肠破裂，患者因腹腔感染去世（经鉴定医院存在过错）。

　　医疗过错时有发生，不仅是中国。据美国医学研究院估计，每年“可预防的、由药物导致的患者损伤”多达40万例1。其他原因造成的医疗过错远大于此。

　　往往我们认为科学技术进步了，医疗水平随之提高。但是，技术的发展，本身并不能避免过错。就如对周老师的全面细致的的检查也并未阻止医疗过错的发生。

　　高科技的发展，使诊疗技术日新月异。新的设备新的检查技术在硬件上无可挑剔。但是机器不会说话，这些图像、数据，需要人去解读。对科技的不正当的过度的依赖，实际上是增加了医疗过错的可能。

　　望闻问切似乎已经被机器和检查替代。问不了几句，不是查血就是拍片，然后根据检查结果进行诊断。在这种诊疗模式下，过度依赖机器和技术，医生如果仅仅是根据检查结果，而不是根据自己对患者的整体判断进行诊断，很可能会遗漏重要的事实，而造成漏诊。

　　而一项高精尖的技术，对于它的适应症是什么，是否存在实施的必要性，以及对于它的术前、术中、术后的风险的防范，又是知道多少？我们是仅仅知其然，还是确实的明白地将它用在它该用的地方，是因为疾病本身的需要，而不是经济或者其他的目标。在处理医疗纠纷的过程中，不乏出现高精尖技术不存在适应症的案例，也不缺少忽视术前、术中、术后的风险的防范而导致患者死亡的案例。当我们过度依赖技术或者不恰当的使用新技术，就可能忽视不利的因素，从而出现过错。

　　正如《从优秀到卓越》一书中讲到“轻率地依赖技术是一种债务，而不是资产，当技术没有被合理利用，只是被当做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技术可能就是加速灭亡的工具”。

　　所以，出现医疗过错，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但凡是医疗过错，必然是违反诊疗规范。而在主观上，故意造成患者的情况极其少见，是例外情形。过错，无非是疏忽大意或者是过度自信造成的。而一般我们将医疗过错产生的原因是归责于没有责任心。因为过错往往是比较明显的，让人很难理解当事的医生为什么会出现过错，只能归结于责任心的问题。如果说面对一般的患者，医生的责任心不够，但是面对自己的同事，面对作为医生的患者，或者是作为医生亲属的患者，当事的医生应当是充分重视的，按理是不应该出现过错的。现实却是，不论医生面对的是普通患者，还是医生身份的患者，一样会出现过错，并不存在显着的差别。由此，真的是医生的责任心不够导致医疗过错吗？

　　开头所提到的微信文章实际上将此问题的原因归结于“大跃进式制造SCI论文和争取基金而忽视临床”。实际上是认为目前的诊疗水平是差的。文章用了这样一句话，“谨以此文献给饱受低劣医疗之苦的病人及其家人”。

　　对医生评价体系和晋升标准的扭曲，导致医生行医目标的偏离，医生的目标成了空洞的论文和复杂的人际关系，而不是患者的安全和诊疗的水平提高。论文的假大空已是路人皆知，倒卖论文在网络上堂而皇之、招摇过市。但是晋升职称仍然是以论文、职称英语、课题为衡量标准，甚至还得动用人际关系才能获得一个晋升的名额。这是体制的问题。今年的诺贝尔生理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不是院士。而作为院士的学者，却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诺贝尔奖不是评价科技术水平高低的标准，但是这可能从一个侧面的反映了目前中国对于医学、科学的评价体系出了问题。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屠呦呦在获奖之前，几十年来一样坚持在工作岗位，获奖与否并无区别，始终坚持，不忘初心。

　　而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来讲，核心的价值观是什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是什么？我们迷失了，迷失于光怪陆离的世界，迷失于是与非的纠结，迷失于内心的冲突。我们走在行医的路上，却忘了为什么要成为一名医生，要成为一名怎样的医生。我们被日子推着，被忙碌推着，一天又一天，单纯的重复，白衣天使的模样似乎渐行渐远。

　　我们承认，医生里肯定有一些医德高尚的人，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的人。但是肯定有一些投机取巧，善于钻营的人。而恰恰后者可能是最先晋升，名利最多的。不公正的评价，对前者造成了伤害。职业中的某些人代表不了一种职业，但是职业里的很多人的价值观却是影响世人对这个职业的评价。

　　在这其中，很多人追逐于职称和荣誉，甚至本末倒置。所以论文抄袭不断，即使很多的数据明知是都不真实，也不以为然。而对于医疗业务，却是疲于应付，没有深入的研究和传承。人力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我们的才华和时间都浪费在对不公平的愤怒和不满。医务人员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才华和能力被压制了，他们的潜力没有被激发出来。他们背负着压力、不公平、误解和埋怨，虽然砥砺前行，却是步履蹒跚。

　　而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虽然有些人有高超的技术和良好的医德，但是没有人愿意去传承和发扬。一个人好的经验，只是这一个人知道和使用，没有被重视，更没有被发扬广大。他的离职或退休，则会带走经验，其他人无法在其中受益。医生中个人的能力强了，但是这个群体整个的技术却没有提高。所以有些人出错，有些人不出错。每个人都是各行其是，对的没有发扬和积累，错的没有改正和减少。虽然新的技术不断出现，但是仍然无法避免过错的出现。

　　我们虽然不是陌路，但也只是恰巧走在同一个方向上，我们并不是一个集体，仅仅是一个个的个体，没有协作，没有形成合力。

　　单单医疗行业是这样吗？好像不是。

　　不只是医疗行业，很多的行业，都需要许多人去作出改变，才可能改变目前的现状。

　　他们（医生、护士）有我们一样的缺点，但是我们却没有他们的坚持和包容。虽然是有时抱怨，但一样是竭尽所能。对他们个人而言，已经是尽到了自己的努力。

　　忙让我们迷失了自己，让我们失去了思考。我们忙于追逐，却不知道追逐什么。

　　我们得找出一种坚持的理由，不管是什么，但绝对不是钱。

　　就如《从优秀到卓越》一书所言“一家真正卓越的公司，利润和流动的现金仿佛就像一个健康肌体中的血和水。它们对生命至关重要，但绝不是人生的目标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