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息治疗是一门临床学科，通过早期识别、积极评估、控制疼痛和治疗其他痛苦症状，包括躯体、社会心理和心灵的困扰，来预防和缓解身心痛苦，改善面临因疾病而威胁生命的患者和他们家属的生命质量。

　　日前英国《经济学人》对80个国家和地区的“死亡质量指数”调查，主要考核5大类指标：姑息与医疗环境、人力资源、医疗护理的可负担程度、护理质量、公众参与，其中“姑息治疗”是评价死亡质量的重要与关键，而中国倒数第9位。

　　现实却是如此。中国对姑息治疗的接纳十分缓慢，大多数医疗资源都集中在治愈性治疗上，甚至不少晚期或终末期的患者仍然接受抗癌治疗。

　　许多人对姑息疗法有误解，认为姑息治疗是放弃治疗，而实际并非“消极放弃”。比如肿瘤治疗分为根治性治疗和姑息性治疗，前者是说肿瘤去除后患者能够活着，而后者是对不能治愈的肿瘤患者为主要治疗对象而言，用姑息疗法来尽可能减轻痛苦和延长无（少）症状的生存期，尤其是对复发和转移以及晚期患者的处理，它靶向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理功能，而不是仅仅为延长患者有限生命而不惜一切代价。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仅有不到1%的人可以享受到姑息治疗服务，且集中于上海、北京和成都等大城市。而基层的现状又是如何呢？河南省新乡市除了两家三级甲等医院的肿瘤专科有姑息疗法的被动或无奈使用外，姑息疗法的规范操作使用在其他医院几乎为零。原阳县的18家公立医疗机构800余名执业医师目前对姑息疗法只是概念的认知而从未使用，当然其中也有他们的恐惧与担忧，那就是群众对姑息疗法不解，误认为姑息疗法是对病人的不恭或推诿。即便是在上海，姑息治疗也仅仅是三年前在全市18个区（县）各确立一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舒缓疗护病区，专门接诊收住癌症晚期患者。

　　供求落差巨为何这么大？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主任成文武认为有四方面因素影响了我国姑息治疗的发展。一是我国的姑息治疗尚未独立成为一门学科，地位不高，从业医师的归属感也不强，待遇低，工作积极性也很受影响，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二是医保政策未能有效覆盖，在我国，手术、放疗、化疗等治疗费用均能纳入国家大病医保范畴，而姑息治疗不在其中。三是在临床工作领域缺乏顶尖的治疗专家以及培训认证机制，姑息治疗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在国外拥有专门的硕士学位课程，而在我国的医学教育体系中，姑息治疗处于医学教育的边缘位置，许多医院只是通过其他临床科室专家兼职的方式来解决人员紧张的问题，很难将姑息治疗工作规范化、专业化。四是公众对于姑息治疗的接受度仍有待提高。

　　当生命不得不停摆时，让它安闲地离开，才能彰显医学的人文之光。笔者认为，要改变目前姑息疗法的冷落局面，就必须治理改变其冷落根源，一是建立专门的学科教育与培训，增加和提高其职业能力与水平，使其有足够的服务能力来满足相关患者的需求，二是加大对公众姑息疗法运用的宣传，让他们对姑息疗法有正确的理解，提高他们的使用意识，三是将姑息疗法作为医保的服务及支出项目，四是将其作为一定级别医疗机构的必须服务项目，以此鼓励、推动、支持和保障姑息疗法的开展，提高特殊病人末病的生产质量，让即将离世病人有愉快的人生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