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川年会文稿读后感之八

　　《技术与制度：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传染病法律治理逻辑的演变及影响》

　　作者：彭博（博士，长江大学法学院讲师）

　　文稿概要：本文试图厘清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传染病治理逻辑的演变轨迹：一方面，知识世界中传染病认知的变迁，引发了传染病治理的技术逻辑从“避疫驱疫”到“防疫治疫”的转变历程；另一方面，知识世界中传染病治理的变迁，引发了传染病治理的制度逻辑从“一统官僚制”到“近代卫生行政”的转变。传染病因其自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和“传染性”，给人类文明带来巨大影响。基于历史经验，人们逐渐摸索并形成一套应对传染病的医学技术逻辑。根据医学技术逻辑，再与特定时空的制度文化背景相适应，衍生出一系列应对的法律制度措施。传染病的法律治理主要依靠针对传染病疾病本身的医学技术逻辑和针对因传染病流行可能引发各种状况的法律制度逻辑。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个体应对疾病的角度来说，医家与病家形成了应对传染病疾病的“驱疫避疫”的技术逻辑。直至清末，无论是医学论著还是巫觋观念，中国古代医家知识世界中的传染病认知始终认定传染病源于无法精确描述的外因，而对于传染途径的认知多基于经验观察。至于治病的原理，一直大体遵循《素问·刺法论》载“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医理逻辑。病家自己通过不同方式同样可接触医学知识作为自我保健。在民间传染病预防逐渐与民间信仰和岁时节庆相融合发展成为一种礼俗。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中并未有专门的卫生防疫制度，国家在应对传染病之时是应用已有制度进行的一套逻辑安排，依靠的基础则是：官僚制度和一统官僚体制。二十世纪上半叶西方医学知识世界中的传染病认知逐渐渗入，并影响中国传统知识世界中的传染病认知，进而左右传染病治理的技术逻辑由“驱疫避疫”转向“防疫治疫”。最后，在“卫生现代化”话语权影响下，近代卫生制度的施行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在多种因素交互影响下，源自西方的近代卫生行政体系，在中国逐步建立起来。这种“卫生行政体系”应对传染病的三大基石，分别是：负责专业治疗与防控的医疗机构，负责强制管理措施的行政组织，以及一整套可付诸实施的公共卫生制度。国家在医政制度安排、医疗机构设立以及医疗法律颁行上均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而相关“法”的内容主要涉及五块内容：一是，卫生管理的相关政令；二是，环境卫生管理的相关政令；三是，荒政救灾的相关政令；四是，医事纠纷解决的相关法律规定；五是，针对传染病强制隔离的法律规定。由此“健康”这一问题将随着制度与法律的变革被纳入到国家权力规训的范畴之内。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对社会卫生活动的全面介入，全面掌管社会卫生资源。民国时期卫生行政的内容逐渐从清末以“清道”为主，向近代卫生行政靠拢，较早完善的便是防疫职责。至此国家通过卫生行政在全国范围之内编织了一张卫生之网，卫生的方方面面被纳入国家权力规训范畴之内。二十世纪上半叶发生在中国的传染病治理逻辑的“变迁”，限于历史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类似“全盘移植”式的、“手段的”变迁。在这个“变迁”过程中更多注重的是“国家”在传染病治理中的角色转变，而忽视了传统治理逻辑中民众及社会的重要角色。

　　全文约18600字。

　　读后感言：本文从社会学、史学暨医学史学和文化学的视角切入，历时性地讨论我国传染病防控法律治理逻辑，描摹了清末、明初（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传染病疫情防控法律思路及规制从基本为空白而起源、演进的内在动因和基础，及其衍变与发展的历程。以此观照今天的疫情防控法制、法治，则有“知其所以然”之慨。

　　笔者理解本文主旨，在于阐明传染病防控法律体系之建构，系医学技术进步、民风民俗改易、政体完善和国家治理理念提升等等综合性力量作用的结果，“制度逻辑的转变并不意味着制度运作的无懈可击，在具体制度运作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因财政、社会、政治以及文化等多种因素影响下制度逻辑的安排可能会呈现不同的结果。”“必须认识到，传染病治理逻辑的最终施行并产生实效，必须符合社会现实需要，即只有在技术、制度、社会三方面相互协调配合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应对传染病的流行。”

　　“唯法论”行不通。法律规制体系必须根植于社会，与方方面面化合为一体，才有生命力。

　　文内有云（民初）“随着专业医疗机构的设立，在卫生防疫工作中涉及专业的救治和研制工作从各级卫生行政管理工作中分离出来。但此时专业与行政二者之间又不可分离，防疫工作的普及宣传、卫生强制措施等又必须依赖卫生执行权力。”“（防疫）专业与行政不可分离”，很有意思的“史实”与“史识”，对于我们今天讨论CDC的改革，以及以之观照“疾病预防控制局”的横空出世，都是意味深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