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设立药事服务费？

　　是使具备条件的药事服务能够业务化，“名正言顺”地成为收入条线，这样方便药学部门“招兵买马”“腰杆挺直”“做大做强”。

　　什么样算是具备条件？

　　不仅是财政、卫健、医保、医院有没有这项预算能力，就算是有预算能力且有预算意愿，也不行。关键在于每一项设立要合理论证。提案回复已经告诉了理论初定意见。

　　对提案回复，逐部分做些引申思考：

　　“2017年9月，各地全部取消公立意愿药品加成，减少的合理收入已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增加财政投入等方式进行补偿。改革后承担药学服务补偿的药品加成收入随着取消加成同步平移，分摊计入到医疗服务价格中。”

　　笔者感触：同步平移？钱花完了。从花钱看，钱的数量花到位了，递到了医院的锅里。从挣钱看，钱的指向没给到位，锅里的部门和人们还有分歧。设立药事服务费这个命题，是一个长期渐变、适变的过程，是一个较为系统、体现深刻的改革任务。就像医疗服务价格改革需要时间逐步有序推进，且最终仍需要相当一部分困在医疗服务价格问题里的服务者们提供体谅，药事服务费的改革不会一下子使笼统、模糊的全部药事服务“鸡犬升天”。慢就是快，否则先快也会后停下。

　　“2022年4月，指导福建省在省属公立医院试行药学服务收费政策，主要精神：一是明确基本定位，药学服务收费政策要坚持‘产出导向、质价相符’的基本定位，引导医疗机构位患者提供有需求、有价值的药学服务，避免‘人头费’‘门槛费’等只收费不服务、重复补偿的情况。二是探索将药学门诊、静脉药物配置等面向患者、内容独立、直接提供的临床药学服务作为药学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充分发挥药师作用。三是对于处方审核、配发药物等属于医院自身应尽义务或内部管理责任的事项以及药学部门运营管理成本，反映在医院在综合运行成本和总体价格水平中，不单独设立医疗服务价格项目。”

　　笔者感触：这可视为药事服务费改革领域的“三种目录”，可能是一种巧合，其中：第一类与药品联系很大；第二类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医疗服务项目相近；第三类颇有“耗材”“耗费”的意涵。

　　为什么一定要扯向“三种目录”呢？

　　目录是个动态概念，目录要新陈代谢，三种目录之间的界限将来适时、应景也可能有迁移。

　　上述第一类目录：事实上一直有，但是隐而不现。很多药学服务是由处方医生、医疗护理人员完成的，内化在医疗救治费用、医疗服务价格里，内部计价不清，可能也认为没有厘清的必要性。当真没有厘清的必要性么？虽然不鼓励工作量定绩效，但应保证具体工作内容对应到具体服务人员，这是质量管理控制的需要。进一步地，这为改进工作流程、内容分工提供更清晰的现状画像。

　　上述第二类目录：药学门诊、静脉药物配置，一定能突出体现偏向药事服务相关的技术劳务价值。将它们率先分离出来，是强调与其他药事服务相比，改革迫切性、必要性更高。不改革的话，它们与其他药事服务之间的矛盾，反而强于与一般医疗服务之间的矛盾。同时，也是强调鼓励做好这方面的产能发展、产业质量，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需。医保待遇、支付范围要为之考虑。

　　上述第三类目录：处方审核、配发药物，目前岂止是在医院，在医药电商、互联网医疗、实体药店也存在服务场景。可以肯定，这些药事服务有成本、有需求、有市场。在公立医院以外的市场上，这些药事服务费可能可以生存。不管怎样，这一类也需要厘清内部计价，且厘清将有助于把握相对应的运营管理质量。药事服务的高质量发展，绝不会满足于我们今天认知的审核以及配发。

　　药事服务费改革向上层要政策，还要等等。向平层要高质量运营管理，要想怎么干：

　　压力有了，还需动力。医院管理者、乃至卫健部门及时要在院内结余多做腾笼换鸟。药耗集采的结余预算，以及支付方式改革的结余预算，与各类药事服务努力有衔接。

　　药事服务费避免‘人头费’‘门槛费’，但药事服务仍可能有虚假开药、过度开药。这些仍有赖药事服务的品质管理管起来，最终寄希望于这些不良现象由机制上扭转。

　　管理实践做得好，离不开利益较合理分配。管理实效可能减少药事服务费改革立项。医药分开是趋势，但医疗服务与药事服务恐怕分不开，很多具体场景就不应该分开。

　　大胆设想，有无可能为药师采取年薪制呢？同时，支持鼓励其参与药品的临床试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医院药学部门及其专业人员的生产力、生产效率充分释放。把眼界放宽，既不局限在药事服务费，也不避讳在具备条件时生出一些药事服务费。

　　大胆设想，以工作量、工作质量设定绩效，这是本质和底层的逻辑，不盲目地排斥。将两者做一定权重上的平衡盯住，也比较合理。过去往往是重数量就一定轻视质量。

　　但在未来更大的利益机制调控中，药事服务工作量是配合医疗服务工作量联动进行。它并不是洪水猛兽，而是用绳牵着，用综合质量考察约束着，用综合结余倒逼效率。

　　不管是否为药事服务工作量设定绩效，目前及未来趋势，根本是为价值和规范打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