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下旬，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开始了。4月26日，那天是人山人海，大家都为了听一听中国该怎么改。在会上我的第一句话就说：“中国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中国改革的成功必须取决于产权改革的成功”。

　　这个消息传到了中共中央。中央问我，你为什么提出不能放价格？为什么提出必须走产权改革的道路？我当时的意见是，西德放开价格是对的，因为它是私有制社会，私有制社会里不要控制它的价格，价格放开了，它根据市场的波动自己会找到规律，慢慢就改变了。但中国不行。中国是公有制社会，这决定了单纯的放开价格是没有用的，国有企业放开价格以后只会导致价格的猛涨，却不能改变企业的地位。

　　那怎么办呢？应该考虑到如何先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产权，让每个企业都成为自负盈亏的，自己为国家负责的，自己纳税的经济单位。这个单位有了，改革慢慢才行。

　　第二个理由是，西德搞价格改革有美国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放开价格后，物价上涨、粮食短缺，都可以通过进口来帮助它，使经济稳定下来。但中国行吗？哪一个国家能够来帮助中国放开价格？没有的，价格只能是越涨越高，所以这样是不行的。

　　以上两个理由还不足以让领导人放心。我把风头一转，又提出第三点，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只放开价格，但整个体制没有变，内因起不了作用。另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决定流通，放开价格是流通领域的改革，没用。只有产权改革让企业成为真正的主体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单位。

　　笔者感触：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趋势如此。

　　在国家医保药品谈判中，基于药物经济学测算和医保基金承受能力来谈。表面看：“医保基金承受能力”是条件，却是内因。“药物经济学测算”是依据，却是外因。我们是不是晕头转向了？辩证来看，仍然可以解释。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情，“医保基金承受能力”“药物经济学测算”都是根据、都是条件。

　　“私有制社会里不要控制它的价格，价格放开了，它根据市场的波动自己会找到规律”，这是道。也可视为理想。

　　“哪一个国家能够来帮助中国放开价格？没有的，价格只能是越涨越高，所以这样是不行的”，这里需要法和术。也可视为主动治理。

　　“生产决定流通，放开价格是流通领域的改革，没用。只有产权改革让企业成为真正的主体才能够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单位”，这是器。也可视为下阶段任务。

　　具体地，我们为什么及时、坚决地通过《基本医疗卫生和健康促进法》，坚持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原则了？就是逐步有序地完善适应中国国情和社情发展阶段的“产权改革”。

　　举例：罕见病用药研发的投融资，较适合国家主权基金。

　　“产权改革”的步子快了，不行。步子慢了，没用。

　　在今天的卫生经济领域，情况已与1986年有很大不同。

　　第一，既有“产权改革”稳步、审慎推进，又要“价格改革”积极、稳妥落地，对市场起复杂的作用。

　　第二，内外因的依据、条件，在实际工作逻辑和方法中，被更高频、灵活运用，坚持以人民利益为重。

　　第三，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甚至阶段性地超越“产权”做价格改革，做一些紧迫重要的事。

　　第四，当价格改革冒进，与“产权利益”冲突时，不排除回调幅度，并探索根本性、长久的机制解决。

　　第五，卫生经济领域需要生产力平衡，发挥有利防范有害，第三产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缠绕更紧密。

　　第六，价格改革有“方法外之地”，留活力与狂野。除此以外，经济调控要讲究改革框架和治理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