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文章围绕“契约精神”在中国社会，特别是医美行业的现状与根源展开深入探讨，强调社会进步是“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指出中国历史中契约因素不足，在市场经济的今天，诚信危机因此凸显。最终再次点题，契约精神对医美行业乃至社会至关重要。

　　前段，与一个国内连锁医美机构的老总聊天，大家不约而同提到一个话题：当今的中国企业及老板普遍地缺乏契约精神。

　　以往在同行中也交流过这个问题，要么是因为不愿谈得太深入，要么就是不具备相关的全面认识，总之不是谈偏了，就是谈的不够深度，不够广度。

　　个人认为契约的含义不仅仅是商业合同，正如婚姻也是一种契约。其实契约是人类社会实现有序、文明、和谐发展的根本基础。在西方，政府和民众是一种契约关系，中国为什么缺乏契约精神？有人说一个人不需要契约，两个人不需要契约靠拳头就行了，三个人就需要契约来协调他们的关系了。其实现代社会来说，人与人的交往都需要契约，不仅婚姻关系是一种契约，朋友、师生、上下级等都是一种契约关系，工作、消费、政治都是一种契约，契约关系必然有权益、义务、规则，脱离了这些，契约就变更，人与人的关系就会变更。

　　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不平等造成很多契约受到抗拒，其二是对违约行为的制约机制不完善甚至是空设的。

　　不平等造成抗拒的例子之一就是中国清末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马关条约》，《马关条约》是中日当时的合法政府签订的合约，由于双方当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这个条约对于中国来说是屈辱和无奈的，所以后来的中国新政府当然会立刻撕毁这些合约。这种不平等的契约，违反了公平公正的契约精神，只要可能，当然会受到弱势一方的抗拒和违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种违约并不代表当时中国是缺乏契约精神的。同样，现在中国也存在一些不平等的现象，很多个人违约就是因为不堪忍受不平等条约的限制，比如电信行业的霸王条款，比如在一些企业，员工因工作环境恶劣、工资极低、被强迫加班，员工违约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很多时候，先是企业违反了劳动法，违反了合约精神，员工在衣食无着、不明真相的情况下签了和约，然后不客气地用脚投票甚至恶意损害企业利益，在这里，契约精神不存在，契约只是限制员工的工具。

　　当政府的政策不合理、随意的时候，民众不守规矩的现象也会大大增加，很多社会现象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所以建立一个契约社会，政府责任尤其重大，这个也可以从下面的第二点提到。

　　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的第二点原因，是因为在中国，对契约的尊重和保护力度不够，在中国缺乏完善的违约制约机制。

　　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商人都是追求收益的。当违约的收益远大于守约的利益，或者说违约的收益远大于违约带来的风险和损失时，违约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当然这个收益和损失不仅仅是金钱来衡量的，比如一个胆小谨慎的员工，现在掌握了一大笔公款，这笔钱对他来说是一种很大的诱惑，如果没有制约，他肯定想占有这笔钱。但他又担心被发现导致失去工作、身败名裂、判刑入狱，这是他占有这笔钱的风险和损失，他要付出担惊受怕的心理成本，而他又不是非要拿这笔钱救命的话，这个心理成本可能远超过他拥有这笔钱的期望收益，这时候他就不会选择违法占有这笔钱。所以如果十个贪官，有九个被严肃处理，那么这时候，对于多数官员来说，贪污是一项奉献非常大的投资（拿一个人的道德、前途、家庭去赌），成本非常高，贪污腐败就会被遏制。如果十个贪官，只有一个被查出，还是比较笨、职位低、没后台的那种，那么一些有后台、自认为可以逃过查处的人会觉得贪污出事的风险很小，付出的成本很低，而收益巨大，那么贪污现象就会屡禁不止。所以我认为，贪污与其说是道德问题，不如说是制约制度问题。在西方，如果一个人或一个企业诚信有问题，会受到严厉处罚，比如尼克松的下台、比如安然的倒下。如果欠钱不还的是大爷，上市企业恶意圈钱却可逃过监管，法律法规不太管用，全凭领导拍脑袋，权大钱多就是爷，谈何契约精神。

　　有人曾做过一项面对上海市民的调研结果显示：有90.2%的人认为诚实守信在不同程度上会吃亏，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人诚信的缺乏。作为对诚实守信的约束，中国社会实际上缺乏的是契约精神，这恰恰是中国人不诚信的主因。

　　小农经济缺乏交换，有交换才会有契约

　　契约精神应产生于商品交易发达的社会，比如古希腊那样海上贸易成熟的国家。在与不认识的人打交道，与其交换才需要契约，有契约才会守约。而中国一直是农业社会，农业社会自给自足，商品交易贫乏。

　　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

　　少与不相互“知根知底”的“异族”打交道，不需要用契约避免被骗

　　中国传统社会为农业社会，安土重迁导致人们构成了以家、族、宗为基本特征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活方式所造成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人口的不流动。即使发生人口流动，中国人也不倾向以个体为单位独闯天下，而是以群体为单位的，举家迁往一地。

　　在这样一种生活环境中，用于避免欺诈的契约显得有些多余，简单而言，一家人的生活不会你骗我，我骗你，危机只发生在家外，自然也就不用立约。众所周知，人要想行骗，就一定要远走高飞，否则，要么无法面对，要么束手就擒。可是为做一件不诚信的事就跑，在农业社会里实在会给自己带来太多的不利因素或付出太高的成本。中国有一句谚语：“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把诚信与长久而固定的关系说得很清楚。可见，契约精神的取决于社会如何构成。不互相“知根知底”的时候很少，所以自然不需要契约。

　　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导致契约只是工具非精神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认为，中国人没有世俗生活之外的“超越意识”，缺乏“终极关怀”，一切以“身”的安顿为依归，造成“有一口饭吃就行”的极端世俗化的人生态度。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这种彻底的“现实主义”导致在长期处于食不果腹甚至朝不保夕的处境中，契约和守信自然让位于生存。从另一个方面讲，契约的存在只是服务于“安身立命”，是工具而非精神，为其他目的是可以抛弃的。这在“即便饿死船员也不动所运货物”的西方简直无法想象。

　　契约本质在于平等，但封建社会中人与国家不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因而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因而，人与人的交往应当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这是契约精神的要件。这种平等还表现在个人与政府的关系上。按照西方契约理论，造物主赋予每个人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开始建立政府。因而，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是典型的平等关系。

　　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皇权与民众之间缺乏立约的思想和实际行动。民众与皇权的关系被一种“君君臣臣”的礼教所规范，而非契约。契约关系的本质是权益平等，而君臣父子的传统纲常伦理本身就是反平等的，所以契约社会的平等基础不具备。

　　国家用“礼”来规范民众，而非平等立约

　　古代社会用于规范人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方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的、稳定的“礼”制文化。“礼”实际上就是“臣服与驯服”，“礼仪之邦”翻译过来就是“服从之邦”，是驯服的政治，是由上及下的一个治理过程。古代社会也是一个驯服被动的社会，充满等级观而没有平等意识。远在周代“礼外无法”，“礼”代替了法律的功能，带有强制性和约束性。

　　儒家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人的视、听、言、动，都要受“礼”的约束，只有合于“礼”的才能做，不合于“礼”的就不能做。“礼”具有约束人的行为的功能。很明显，这样一种行为规范和道德规范，与西方社会中的平等观念有天壤之别。契约文明的根基在于平等，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契约文明的。

　　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

　　孔子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但几千年的政治实践恰恰说明“信”在天朝上邦，事实上可能是最罕见的美德。而社会认同心理是生物界的共同特征，在动物界被称为“头羊效应”，中国古代的封建国家在自身运作过程中，以及处理民与官之间的关系时带头不遵守规则，有组织的破坏契约。

　　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

　　田忌赛马是破坏契约和规则的典型

　　田忌赛马传颂千古，甚至说这个故事表现了“孙膑细致的观察能力和运筹能力”，揭示了“如何善用自己的长处去对付对手的短处，从而在竞技中获胜”。但其实，田忌(孙膑)就是胜在作假、破坏规则和契约上——用下等马假充上等马、上等马假充中等马、中等马假充下等马于齐威王比赛，违背了二人所约定的上等马对上等马的规则，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田忌(孙膑)的胜利是以葬送诚信、守则、公平等基本信条为代价的，其行为应该说是极恶劣的。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古代官场普遍缺乏规则和契约意识以及对作假行为的认同，正如严复所说：“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诸葛亮破坏吴蜀盟约，私取南郡

　　纵观古代经典文献，破坏契约而不守信的例子到处都是，而诸葛亮恰恰是其中的典范：诸葛亮的“谋”中大多有不守信用的成分。例如联吴抗曹本是经常挂在诸葛亮嘴边的一句话，但这项策略最终的失败其主要原因便在于诸葛亮的失信于人上。

　　赤壁之战以后，周瑜亲自拜访刘备，问他是否会乘火打劫南郡。刘备按照诸葛亮的吩咐说：“闻都督欲取南郡，故来相助。若都督不取，备必取之。”周瑜倒也爽快，当着鲁肃与诸葛亮的面，与刘备立字为证：如果我周瑜取不了南郡，任凭你刘备随便去取。接下来便是周瑜与南郡守将曹仁的一场残酷大战，周瑜伤亡惨重，而且周瑜还被毒箭射中。不出所料刘备、诸葛亮还是食言了，他们乘周瑜与曹仁激战正酣时一举拿下这两个周瑜一直想图谋的城池。周瑜气得大叫一声，金疮迸裂。这就是《三国演义》中所描述的“孔明一气周公瑾”的经过。

　　封建社会的国家“失信”导致上行下效

　　古代社会中上述例子层出不穷，封建国家之间以及内部带头不守信用，违背契约产生了上行下效的影响。而中国恰恰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社会文化心态一切以官场为“范”。因此，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标准不是是非，而是像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指出的那样，“以官的标准为标准”。而按照“破窗理论”，只要有一个人或一件事可以违背这个“契约”，则所有的人或事都可以违背这个契约。封建国家不守信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部分人也没有道德底线，可以为一己私利为所欲为。

　　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梅因说过：“迄今为止，所有社会进步的运动，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契约发展的历史。而创造辉煌政治或商业文明的国家，无一不是契约精神的楷模。事实上，中国的历史传统中不乏的契约因素，但离契约文明还很远。而恰恰是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的到来，缺乏契约的传统被凸显，诚信危机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