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不知何时，“大小疾病跑镇（乡）上”演变成了“伤风感冒跑县城”，甚至有的地方“恶化”成了“小疾病跑协和”的现象，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医疗秩序，不仅浪费医疗资源，也加重了病人经济负担，导致城市和农村医疗脱节，三甲或县级以上医院人满为患、一号难求，基层医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卫生院、卫生室等冷冷清清。致使医生从原来的“三六九等”演变成为“两级分化”，影响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当前，各地在探索分级诊疗模式来破解百姓看病“依赖大医院”的诟病。笔者认为，这样的破解方式来得“不是时候”，很难找到破解“密码”。

　　首先，分级诊疗难得到病人的自愿支持。基层医生暂时不能胜任“首诊”任务，乡村医生、卫生院医生大多基础知识薄弱，在指挥病人“首诊分级”问题上容易自己模糊。从而导致老百姓不信任基层医生，必然不会自愿主动支持基层医生的“分诊”。其次，基层医生或许不配合分级诊疗。病人选择医生、医院，或者诊疗方式方法是病人的权利和自由，谁也不能强行干涉病人的自主选择权。这种情况容易导致基层医生让病人“分诊”，等于目送病人去请别的医生诊治，靠病人就诊数量和“消费”数额为生的基层医生能这样干吗？还有，大医院按照规范的诊疗程序使病人缓解后，回到基层医院能顺利完成后续治疗吗？基层医院要么没技术，要么没设备，要么没人员，要么没药物等，很难完成大医院下达的“诊疗任务”，最终导致病人与医生“你不情，我不愿”。

　　十六七年前，笔者曾探索过“分级诊疗”。当时，受交通和通讯等条件制约，村民小病熬成大病现象时有发生。县级以上综合医院病人数量同样有限，双方都在想方设法招揽病人。记得在1997年，笔者将那些需要到综合医院确诊的病人“预约”到某一固定时间，亲自带着一群病人进县级医院确诊。在笔者的带领下，村民少花很多额外开支，非常高兴。时间一久，有需要到县级医院做手术的病人，也要求笔者跟县级医院医生“说好话”，让其少住院，回到自己家里接受笔者治疗。在笔者的“撮合”下，这样的“分级诊疗”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确实让很多病人得到实惠，同样也给县级医院医生“松了绑”。一些县级医院医生曾这样跟病人说，“有梅医生的中间协调，你们放心，我们也放心。”我想正是因为有我这样一个人，县级医院医生才不担心病人出院后导致一些不必要的医疗意外，或治疗不妥善等，以免给县级医院医生带来麻烦。

　　正当笔者“自创”的“分级诊疗”让村民得到认可的时候，有的县级医院领导不同意了。他们认为这是将医院收入“往外流”，容易埋下医疗隐患。“单位人”身份的县级医院医生不敢冒犯，逐渐冷淡了“分级诊疗”。后来，得到实惠的村民硬要笔者带着他们“分级诊疗”，笔者只好让他们自己去“分诊”。结果，很多村民“去了，没回来”治疗，从县级医院出来便是一肚子的气，纷纷埋怨县级医院不让他们回来诊疗。在没有上下级医生之间的信任、病人与医生之间的信任、制度不纠缠医患双方的情况下，有多少医生敢放手去“分诊”呢？万一在治疗过程中，病人出现意外，或发生医疗事故，谁来承担责任？分级诊疗谈何容易！

　　笔者认为，开展分级诊疗的前提必须让上下级医生与病人三方自愿参与，主动配合。要做到此，并非短时间能行。医生待遇问题、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病人如何了解分级诊疗的“内心世界”等，是当前必须先解决的。这当中，第一要提高基层医生的待遇，让基层医生主动走向预防疾病为主，这样才会主动学习更多的医学知识，满足百姓日趋需求的健康科普知识；第二要加强基层医院和医生的人文素质建设和道德观培养，只有更多的基层医院和医生看淡利益，看重奉献才不会在“分诊”道路上自己绊脚；第三是要建立规范、持续、有效、有用的基层医学科普机制、诊疗流程，让老百姓在身边就能“一览天下”就诊，了解新鲜的医学知识和正确的诊疗疾病方法等，最终能自己分辨和主宰如何就诊。第四是要加强基层医疗行业的基层设施建设，比如急救设备、流程、保障等；药品供给、药品价格利益“绊脚”等；医疗纠纷或事故处理应急机制、调解机制等。

　　总而言之，分级诊疗看似美好，实际推崇尚早。只有让基层医疗机构真正重视发展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工作，才能让分级诊疗在“下级”这儿不“撂倒”，“上级”才能放心把保护病人生命的任务交还给“下级”。所以，要让基层医生给力参与分级诊疗，必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技术与待遇之忧或许是当前先要解决的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