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新医改”以来，有一个大家史料未及的副产品，就是崛起了泾渭分明的两派学者：“政府派”和“市场派”，您似乎就是被贴上了 “市场派”标签的。不过，就目前来看，中央政府推行的数项医改措施，“市场派”貌似胜算不多，市场派的理念是否在中国“水土不服”？

　　答：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确实是医疗卫生领域内的一个重要关系，也是任何国家医改需要解决好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让我自己来站队的话，我既不属于“政府派”，也不属于“市场派”。我从2006年回国后，便对中国医改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提出了中国医改的第三条道路“社会主导模式”，即在医疗卫生的筹资上强调公平，政府发挥领导作用，而在医疗服务的提供上强调效率，更多发挥市场的竞争作用，当然也离不开政府的监管。

　　作为一个受经济学训练多年，同时又在医疗卫生政策领域工作多年背景的人来说，我深知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内的重要作用，同时我也知道市场机制在医疗卫生领域同样有着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根据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组合搭配政府与市场的功能，使得两者之间相得益彰，良性协调，这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

　　我反对将经济学的原理来简单地套用于医疗卫生领域，将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简单地套用于医疗卫生领域。同时我也反对那种将一切问题和污水都简单地归结于市场，以为只要依靠政府便能够解决医疗卫生领域的一切问题的看法。 当然，检验任何思想、计划和方案正确与否的最后标准，不是看被政府采纳了多少，而是被实践证明多有效。

　　问：“市场派”认为，公立医院垄断经营是医疗经营乱象的“万恶之源”，但是引入竞争机制，实行真正市场化经营，就真的能解决中国人的“看病难，看病贵”吗？

　　答：问题提得很好。在医疗卫生领域内，不是白的就一定是黑的，这种非此即彼的思想方法特别要不得。造成中国目前看病难、看病贵的原因绝不是单一的。但是各种形式的垄断力量、缺乏合理的市场竞争、缺乏有效的政府监管，确实是目前中国医疗卫生领域许多问题的基本原因。具体来分析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需要花费很多篇幅，不在这里细述了。

　　问：您很熟悉美国的医疗市场情况：作为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的医疗组织有完善的监管体系和发达的行业组织，但是，美国的医疗费用依然是连年攀升，医药依然是暴利行业，连通用汽车这样的大公司也转向医药制造。相比较来说，中国更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如果真正引入市场机制，是否会“看病更难、更贵”呢？

　　答: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市场机制是趋利的。鉴于医疗卫生对于人们生命和健康的重要性，不加限制的追求利润的确会违背人们的根本利益。因此，即使在美国这样一个市场机制非常发达的医疗卫生体制中，营利性的医院只占整个医院总数的16%，而非营利医院占了61%，公立医院占23%。

　　造成美国医疗费用失控的原因在于：1、意识形态的原因：过分反对政府干预、强调个人自由与选择。例如，在奥巴马医改过程中，反对政府举办针对一般就业人口的医保计划，与私人医保进行竞争；限制老人医保计划与药厂直接谈判药品价格。2、利益集团的作用。由于医疗卫生占了GDP的18%，与许多人的利益直接相关，所以任何改革会直接影响很大一部分人的利益。

　　医疗卫生领域需要市场机制，但更需要有所限制、有所监管的市场机制。相对其他行业和领域，在医疗卫生领域，引入市场机制的作用需要更加谨慎，需要更加有效的监管，这不仅是政府的监管，还包括消费者、行业本身、媒体等社会性的监督。市场机制的引入会有效缓解看病难的问题，但如果缺乏有效监管，确实会加剧看病贵的问题。

　　问：很多经济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特征，这个社会的特征就是生产者会用尽一切办法获得利润。而医改的目的恰恰是要阻止医院、药商过度获利，如果整个社会的特征都如此，医疗系统如何才能做到独善其身？

　　答：医疗卫生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无法做到独善其身。但是问题的根源不全在于生产者具有强烈追求利润的动力，而在于社会缺乏相应的制约手段，包括伦理道德（宗教）、行政、法律、媒体舆论的制约。问题在于力量对比的失衡，所以关键不是消灭生产者追求利润的动力，而在于加强制衡力量。鉴于医疗卫生的特殊性，除了加强制衡力量之外，我们还需要限制医疗行业追求利润的动力，包括限制营利性医疗机构的比重。

　　问：您曾经认为中国的医改在于“执行难”。今年“两会”以来，中央政府推出了“以县级医院改革”作为突破口的系列性措施。能否结合这些措施谈谈中国医改为何“执行难”？

　　答：首先，中国医改的方案、文件往往只是一些精神、概念和口号，不具体，没有定义，不具有可操作性。例如，中国医改强调“公益性”，但是从来也没有看到对“公益性”的明确定义。从而造成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许多措施和政策没有具体落实到人财物，所以执行起来往往互相扯皮。

　　其次，中国医改的方案不具有权威性，不是以立法的形式出现，不具有约束性和强制性。这样，想做就做，不做拿你也没办法，往往贯彻推行不下去。而且，往往是老实人，真正按照制度办事的人反而吃亏。

　　再次，我们的许多政策往往不考虑激励机制，往往与人们的利益和动力对着干，所以许多政策、措施、办法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例如，希望人们首先去基层医疗看病，但是在基层医疗机构推行的收支两条线政策，恰恰消弱了基层医疗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不把激励机制做对的话，是很难得到理想结果的，往往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问：从2012中欧第八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的相关主题看，您似乎很关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为什么？

　　答：随着医疗保险覆盖面的扩大和保障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医疗服务的需求也相应增长。如果没有合理的医保支付方式来调整医疗服务供给方的激励机制的话，医疗费用的过快增长将不可避免。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同时也意味着我们的医保管理机构从原来单纯的管钱机构，转变为一个管理和调整医疗服务方的机构。只有这样才能代表好消费者的利益，来管好用好医保经费，使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提高使用效率，减少和避免浪费。当然，医保支付方式的改革只是医改体系中的一个环节，需要与其他环节的改革相配合。

　　问：今年3月，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组织多篇文章聚焦中国医改，并对中国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等作出积极评价，您怎么看待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

　　答：中国的新一轮医改确实取得了显著的进展，特别是在扩大医保覆盖面方面成绩显著。人们生活在国内的话往往不容易看到一个整体的面貌，正像所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通过国际间的比较，往往容易看到中国在医改上取得的进展。在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著名报告中，当时由于中国的农村地区和城市居民还没有医疗保险，所以中国的医疗体制公平性排名倒数第几位。

　　问：您个人认为，中国要在医改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有哪些国际经验也值得借鉴？

　　答：由于人们对于医疗卫生的需求处于不断变化中，同时医疗技术的创新飞速发展，因此每个国家的医疗体制都经历着阶段性的改革之中，这样便提供了大量可以比较和借鉴的经验和教训。尽管我们无法简单地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具体经验和做法，但是通过比较分析许多国家的经验，还是可以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只能举几个例子。首先，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政府需要发挥许多积极的管理和监督、提供公共产品的作用。在医疗卫生的筹资方面，特别需要政府发挥领导作用，建立筹资的机制、运用税收政策调节、直接进行补贴等手段，来推动医保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但是在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应当避免直接来做运动员，限制和避免直接办理和微观管理医疗服务。

　　其次，医生是一个专业性非常强、对人们的生命利益影响巨大的职业，必须吸引最好的人才来从事这个职业。医生必须在经济利益上得到合理补偿，同时得到社会的应有尊重。医生的就业机制、补偿方式对于是否能够吸引最好的人才来当医生非常关键。我们目前所有最好的医疗人才都是公立医院的雇员，这种最稀缺的医疗人才资源无法达到最有效的使用，成为一些医院的垄断资源。解放医生是我国医改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可以看到，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政府发挥很大作用的医疗卫生体制下，全科医生仍然采用自主就业的方式，而不是政府公立医院的雇员。而我们却相反，将基层医疗人员变成准政府公务员。

　　中国的医改任重而道远，需要大量的研究分析、试验和试错、总结经验教训、学习和吸取国际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重大失误，更好的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医疗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