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以内，中央召开两次高层级会议，部署“健康中国”战略。8月19日至20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中央七常委出席。时隔20年中央召开大会，由“全国卫生大会”更名为“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从“医疗卫生”拓展到“大健康、大卫生”。8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为了更好贯彻落实中央精神，2016中国健康产业创新“奇璞奖”主办单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健康产业创新平台，为“健康中国2030”贡献前瞻视野与思想力量。

　　近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任、奇璞执委会主席蔡江南教授接受了贝壳社的专访，解读中央战略，提出政策建议。

　　蔡江南教授曾担任美国布兰戴斯大学海勒社会政策和管理学院和塔夫茨大学医学院客座教授。他参与了美国第一个（麻省）全民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方案的设计、实施和评价，以及中国新医改方案的研究工作。

　　建议“成立中央健康委员会”

　　贝壳社：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总书记从实现全面小康、增进人民福祉的高度，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您怎么看待这个理论高度？

　　蔡江南：健康是人民幸福的基础，也是百姓最关心的议题。中央提出的“健康中国2030”战略，符合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贯穿了个体的全生命周期，以及对人民健康的全方位保护。从“医疗卫生”拓展到“大健康”，就不再只是医疗系统的事情，还涉及到环境保护、体育锻炼、食品安全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大健康是一个上述各方面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涉及多个行业、多个政府部门。

　　正因为这样，要将“健康中国2030”的顶层设计落地，是非常艰巨的使命。以往的公共卫生政策，就面临文件发布，贯彻执行力不足的的问题。“健康中国2030”战略，由谁协调，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协调，都会影响落地。前阵子，中央同意成立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由刘延东副总理担任召集人。“健康中国2030”是由中央会议提出的，层级更高，建议比照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规格，成立中央健康委员会（或领导小组），推动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

　　贝壳社：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总书记指出，要普及健康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在这五个使命中间，您更关注哪一个？

　　蔡江南：我最关注的主要还是健康产业。和其他产业不同，健康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人民健康），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手段（拉动经济），实现了目的和手段的高度统一。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杰尔曾说过，大健康产业就像20世纪电气化对人类社会的推动作用一样大，有望成为21世纪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面临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健康产业有望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推动中国GDP、就业的“火车头”。

　　要避免医学人才“逆淘汰”

　　贝壳社：中央强调，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到了啃硬骨头的攻坚期。作为公共卫生政策专家，您怎么看待医改的前景？

　　蔡江南：“魔鬼在细节之中。”好的战略、理念，如果没有好的配套政策，就得不到贯彻执行，或者在执行的过程中会走样。要考虑执行部门、执行人自身的利益，就必须建立激励机制，而不是违反人性、强行推进。比如说，医改要求强基层，调动基层医生的积极性，政府采取了“收支两条线”的做法。原意是好的，是为了让医生创收与收入脱钩，不让医生背经营任务，让医生“旱涝保收”。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个政策却动摇了医生提供医疗服务的积极性。纵观世界各国，基层诊所的全科医生主要都是民营的。结果是，我国基层医疗机构的高水平医生越来越多地离开了基层医疗，或者失去了工作积极性。

　　至于新医改对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也需要建立激励机制。激励既包括物质激励，也包括非物质激励，对官员的激励更多是职务晋升等非物质激励手段。要避免新医改过程中官员、医生“多做多错”，这会导致“优秀人才离开医疗和医改，混日子反而留下来”的逆淘汰现象。

　　贝壳社：总书记强调，要着力发挥广大医务人员积极性，从提高薪酬待遇、发展空间、执业环境、社会地位等方面入手，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身心健康，通过多种形式增强医务人员职业荣誉感，营造全社会尊医重卫的良好风气。您有何建议？

　　蔡江南：近年来，社会上有一种现象：优秀人才不报考医学专业，医学院学生毕业后不做医生。医学人才“逆淘汰”是一个挺严重的问题。刨去黑色、灰色收入的话，医生的收入分配制度非常不合理。受制于政府定价，医疗服务定价也被压低到非常不合理的地步。医生的就业制度也不合理，公立医院的医生是“单位人”，而世界大多数国家，医生主要是自由执业者。医生自由执业的准入制度也不合理，医生开诊所面临各种显性、隐性的政策限制。

　　我们迫切需要推动围绕医院、医生、医药的“三医联动”，大力推进改革，建立医学人才的激励机制——用好的政策把好的人留住，再让好的人去推动好的政策落地，形成正向循环。

　　光靠几个APP填不了医疗供需缺口

　　贝壳社：除了政策端发力，技术端对医疗系统保供给、提效率、降成本也起到关键作用。近年来，移动医疗、医疗大数据先后成为医疗健康产业的创业投资亮点。您怎么看技术对大健康系统的意义。

　　蔡江南：技术进步会对医疗生态圈带来改变，但会不会出现颠覆性技术，还言之过早。相对于其他行业被互联网颠覆，医疗行业有其特殊性——医患之间的面对面直接接触，仍是医疗的核心环节。即便是IBM Watson这样的人工智能（认知计算）的前沿技术，也只能是辅助医生诊断，而不能完全取代医生。中国合乎质量要求的医疗服务缺口太大了，不靠医疗人才梯队培养，光靠几个APP、几个互联网平台，是治标不治本的。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体制机制变革、人才素质提高，比技术革命对医疗系统的影响更为重大。

　　当然，云医院、远程医疗、移动医疗有助于医疗资源得到更有效率的使用。比如，原来一位医生只能在本医院为附近患者问诊，现在可以给其他区域、其他医院的患者问诊，这可以缓解不同区域之间、不同级别医院之间的资源不均衡局面。原来需要100个医生提供的服务，现在只需要80个医生就能提供，另外20个医生就被技术解放出来，成为医疗服务的增量供给。

　　“让政府把权力下放给医院”

　　贝壳社：除了政策端、技术端，还有市场端。在中国，医疗究竟是一种事业还是一种产业？医疗服务究竟是公共产品还是市场化的商品？长期存在争议。在新医改的背景下，如何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蔡江南：无论是民营医院、境外在华高端医疗机构、医生集团/护士集团，公立医院“院墙外”、体制外的医疗机构蓬勃发展。2016年，民营医院的数量历史上首次超过公立医院。然而，总体上讲，公立医院仍主导了医疗服务市场，从门诊数、住院数、床位数看，公立医院占到市场的八成以上。而医生、药品、检验这些医疗资源仍然牢牢把握在公立医院手里，而后者则牢牢把握在行政权力手里。

　　改革开放38年了，大部分行业都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唯独医疗行业是市场化之外的一个孤岛。这背后有两大原因：一是认识水平原因。直到今天，相当一部分学者、官员、媒体还觉得，医疗就应该是公共产品，就应该由政府主导。无论是国际比较，还是从（制度）经济学原理来分析，这个认识都是站不住脚的，需要启蒙教育，需要拨乱反正。二是特殊利益原因。行政权力对医疗系统的绝对控制，行政机关对公立医院院长的任命权，确保了官员在医院的特权。公立医院为官员建起特需病房甚至整幢大楼，有专门的干部保健科，这些特权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

　　贝壳社：如果公立医院自身不改革，是不是就会变成整个医改的一个核心障碍？

　　蔡江南：人才、价格等因素阻碍了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的公平竞争。在人才竞争方面，绝大部分高水平的医生是公立医院雇员，他们无法跨区域、跨医院、跨所有制进行自由执业，这就阻碍了优质医疗资源的自由流动。在医疗服务定价方面，虽然政策给民营医院放开了市场定价，但药品和医疗服务的定价市场化机制的建立估计要5到10年才能完成。如果政府把公立医院定价控制得很死，而且公立医院占了绝对优势的市场份额，民营医院自然也不敢把价格定得与公立医院差别太大。

　　公立医院改革，已经成为整个新医改最难攻克的一个堡垒。取消15%的药品加成只能解决面上的部分问题。最核心的一点，还是要完善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结构，让政府把权力下放给医院，让政策制定者“革自己的命”。当公立医院改革严重制约了健康产业的发展，严重拖了新医改的后腿，中央就要在局部（部门）利益和全局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公立医院改革才可能得到有力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