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世纪，人口老龄化就像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压在中国人的胸口，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中国社会的头顶，不论是政府、学界、社会还是公众，都对此谈之色变。

　　有人说，我的思维总是逆向的，好像故意标榜自己与众不同。其实不然，我是做社会政策研究的，相关的研究做多了，就养成了一个习惯，考虑问题喜欢正反两面都想一想，而不是简单地采取YES OR NO的立场。对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社会影响的判断，自然也是一样。

　　关于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的未来发展，虽然在具体的时间和规模上，不同的学者的预测会有一些分歧，但对大趋势的判断还是基本一致的。对此，我也没有什么异议。但是，若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就不能把人口老龄化简单地定义为“负能量”，而是需要联系其他经济社会领域的发展趋势来作整合性的思考了。如果以市场经济为前提，老年人的不断增多，消费需求也相应增长，为什么不把老龄化创造的巨大消费市场看成是中国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机会呢？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经济领域，未来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这个发展路径显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参考了发达国家的经验作出决策的。从理论上说，任何一项政策都难求十全十美。其正能量和负能量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不能截然分开；或者说就像任何一种药品，在治病的同时也会有副作用。

　　那么，我们看看发达国家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成功实现经济转型的同时，失业大量增加。道理很简单，因为经济转型的核心或者说关键，就是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是制造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被大大削减，说得夸张点，甚至在一些国家遭遇被“灭门”的惨剧。工业化时代造就的一代成为生产流水线的“小零件”的产业工人，除了固定的几个技术动作以外别无长技，因此惨遭淘汰出局，加入了“长期失业”的大军。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好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决策大致同步。当然，也可以说是后者促成了前者。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可以说十分庞大，但在2011年达到了顶峰9.25亿人之后，2012年比2011年减少345万，2013年比2012年减少244万，2014年比2013年减少371万，2015年又比2014年减少487万。到“十二五”期末的2015年，降到了9.11亿人。也就是说，整个“十二五”期间，劳动力人口减少了1934万人。再看另一个数据，“十二五”期间，中国每年新增的城镇就业岗位每年不到1000万个，而新增的城镇就业人口则是每年2500万人，可以说，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就此而言，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对正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并同时面临经济下滑困境的中国，岂非幸事。

　　但是，换个角度看，5年间减少将近2000亿劳动力，绝对数看是不少，但与总量相比，仅占2.12％。但是，为什么东部地区又在闹“民工荒”呢？两个真实的原因，一是地方政府采取了排斥外来劳动力的政策的结果，二是劳动力在结构上供需不对路的结果。对于后者，还应指出：当前大学毕业生已经占到了新增劳动力的“半壁江山”，但仍然不能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这便是教育的问题。

　　对于人口结构发展趋势的判断，其实不但要看各个年龄段的比重的变化，还需看绝对数。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目前有13.75亿人口。有专家预测，如果按放开二胎的政策作人口预测，中国在2050年的总人口数将在15亿左右。即使认为这样的预测过于乐观，那恐怕也不会低于14.5亿。一个数以十亿计的人口大国的老龄化，是现在其他已经进入老年化的最多是人口数以亿计的国家难以比拟的。若以“阴谋论”论处，那些宣扬老龄化会毁掉中国的国外学者倒是有“西方敌对势力”之嫌。当然这样说是过头了，即使持这样的观点的国外学者是好心，但以他们现在已有的经验是难以判断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社会经济前景的，何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迄今也很少能够准确判断和预侧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从长远看，据人社部的预测，随着老龄化的进程，中国劳动力人口2030年会降到8.3亿人，2050年则会进一步降到7亿人。这个预测，不知是否考虑了全面二胎乃至多胎的生育政策变化的影响。

　　然而，如果从绝对数看，即使是处于低谷期间的7亿劳动力，能够创造多大的规模的物质财富呢？中国的劳动生产率目前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相当于美国劳动生产率的7.4%。开个玩笑说，如果35年后中国能够达到目前的世界平均水平，是否可以从2015年的将近12万亿美元增加到30万亿美元；如果能够达到目前的美国水平，那就是162万亿美元。如果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上不去，那是咎由自取，没得可说。但是，据说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怎么提高劳动生产率？关键在教育和管理。

　　另外，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究竟如何，他们一生能够存多少钱并非充分必要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在确定的时空条件下，老人所在的哪个社会能够生产多少物质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将被怎样分配。这个论断，在讨论延迟退休的文章中反复表达过无数次，但国内大部分官员和专家不理这个茬，还是更热衷于在保险的框架计算收多少、发多少。说句心里话，别费劲了，像那么计算，这笔账永远轧不平。

　　总而言之，老龄化是祸是福，其实全在我们自己。相关的问题有二：其一，到本世纪中，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是失业，而不是养老。因为后者容易找到出路，而且可能有助于解决前者的问题。若单看前者，则后果难料。其二，中国老龄化面临的问题决不是未富先老，而是未备先老。更严重的问题，是“备”又怎么备？其三，如果10年、20年以后，我们的经济还在拼人海战术，那不啻是自取灭亡。

　　虽然2015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2.22亿人，但是，其中60—65岁年龄段的要占35%，60—70岁年龄段的要占59％，所以中国目前还处在一个“年轻的”老龄化社会。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可以说：边疆烽火已起，但远未到兵临城下的地步，我们至少还有5到10年的“窗口期”可以从容布局。我们现在不能自乱方寸，尤忌胡乱决策。希望有可能组织一批真正的学界大咖，将老龄化、人口、就业、产业、教育等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和对策整合起来进行研究。

　　我以上说的不一定对，但我提出了不同意见。当然，可能有人会说，用得着你操心吗？我一贯的立场是：作为学者，基本立场是理想主义的，常说“我们应该怎样做”；作为政府官员，基本立场则是现实主义的，常说“我们可以这么做”或“我们只能这么做”。言尽于此，不再越雷池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