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费因曼曾指出，科学这把钥匙可开启天堂的大门，也可开启地狱的大门，究竟打开哪扇门，有赖人文的指导。在医患关系持续紧张，医患双方皆不堪其困扰的当前情况下，医务工作者认真回味上面这句话，当会从中得到诸多启迪。

　　医学科学的社会学属性决定了它比其它科学领域更需要人文的指导。较之其他科学工作者，医务工作者更需要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的滋养。这是因为，以呵护和拯救生命为己任的医学所面对的，是有血有肉和具有七情六欲的人；这还因为，医学模式的转变，要求医务人员从传统的关注疾病转移到关注病人，要求把病人放到具体的社会和人文背景下加以考察，从而拟定兼顾身心、标本兼治的治疗方案。这更因为，在医学科学发展的同时，处在社会大系统下的病人的心理和生理状况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呈现新的特点。正是从这种意义上，着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关于“用一般文化做画布，在上面画出医学的全景来”的话，可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由于缺少相应的人文知识和素养，时下在有些医务人员特别是年轻的医务人员眼中，病人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而只是一个抽象的疾病标本。在许多护理人员眼里，他(她)们甚至仅仅抽象到一个源于病床编号的阿拉伯数字。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对于爱抚和同情的渴望就很难不被深深失望所代替，当失望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达到一个临界点后，就很难不突破理智的防线进而酿成纠纷了。基于此，许多医疗机构提出了把病人当亲人的口号，这一举措的良好初衷无可厚非。但病人就是病人，待病人如亲人的要求，实际上是一种可以被归入“泛血缘”或“虚拟血缘”之列的传统文化心理的表现，它是以认同依据服务对象与自己的远近亲疏，来提供具有差异性服务为其内在前提的。而在包括医疗系统在内的所有服务行业来说，这一前提的弊端显而易见。为此，暗中左右这一提法的血亲情理应当让位于道德理性并进而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病人首先是人，然后是具有生理或心理疾病的人。作为医生首先和必须做到的，就是走出“见病不见人”甚至“见机器不见人”和“见数据不见人”的误区，以对生命的敬畏来驱散心头冷漠的阴霾。而医务人员这种对生命的敬畏以及对生病之人的悲悯情怀，只能依赖于人文素养的滋润。

　　较之常态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医患关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态势，从而大大增加了双方有效沟通的难度。比如患者维权意识的日益增强和自身相关知识的薄弱，以及立法滞后之间形成的矛盾；患者就医的高期望值和医学科学的局限性之间形成的矛盾；比如医疗机构面对市场经济环境，在如何保持公益性问题上所面临的两难选择和尴尬处境，而这一处境又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医患关系折射出来；比如社会发展过程中低收入群体中的某些人往往利用就医这一独特“通道”宣泄其负面情绪，而此举不但令医务人员产生“代人受过”的委屈情绪，且很可能通过这种情绪的反弹给医患关系雪上加霜，等等。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医疗纠纷中，因业务技术性问题引发的占不到20％，其余80％均是因为医患交流和沟通不到位引起的。毋庸讳言的是，因角色定位和信息不对称等诸多因素的存在，在沟通的双方中，医务人员处于主导的地位。因而，医务人员对搞好沟通和进而形成良性互动负有更大的责任。而这一切，又有赖于医务人员丰富的人文知识和良好的人文素养。

　　简言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医务人员重“病”轻“人”的现象和沟通能力的弱化，除去个人因素，从广义上来说，无疑应归咎于医学教育中人文教育的缺失和医学成才观的被扭曲。由于人文教育没有被提到应有的议事日程，只能依赖医务人员的早期积淀和进入工作岗位后的业余自学来弥补。对许多医务人员来说，面对激烈的竞争和医学知识更新的压力，人文知识的学习因其缺少紧迫感而被弃不顾，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有位业界内人士曾经指出，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获得医学与生理学诺贝尔奖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医学之外的领域，这表明现代医学已呈现多元化。因此，所有不甘平庸、志存高远的医务工作者，都应该通过强化人文知识的学习和人文素养的训练，来进一步开阔视野，提升境界。惟如此，才会用自己开具处方和握手术刀的手启开天堂之门——为病人，同时也为自己。